原标题：济南：垃圾处理的困与思

　　本报记者 张军兴

　　二厂焚烧发电厂和填埋场远景 （本组照片除资料图片外均由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提供）

　　核心提示

　　垃圾处理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开始为处理生活垃圾头疼。在泉城济南，一年产生的生活垃圾逾百万吨，它们中的大部分没有分类，直接被送进焚烧发电厂。

　　焚烧真的无污染？发电效益为何上不去？垃圾分类怎么推进？垃圾处理的“济南式出路”又在何方？太多的问题需要解答。“不珍惜现在，就将失去未来。”在垃圾激增与城市快速崛起的现实矛盾中，我们需要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济南特色的道路来。

　　“排放物是否超标，老百姓用肉眼是看不清的，我们做垃圾焚烧，是凭良心！”秦志坚端坐在沙发上，语气平和。

　　作为光大环保能源(济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公司”)的“掌门人”，秦志坚掌管着山东省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目前，这个厂担负着济南市大部分生活垃圾的处理任务。随着城乡环卫一体化发展，几乎每天都有3000多吨生活垃圾从城区、长清、章丘等地运进厂区，然后用作焚烧发电。

　　8月末，当记者走进济阳县孙耿镇高家村南侧的光大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时，只见蓝白色为主的建筑，干净整洁的厂区，院子里还有一处小型假山公园，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处理垃圾的地方。

　　监管之殇

　　“凭良心”的风险

　　在厂区办公室，秦志坚对记者多次提及“凭良心”一词。他说，企业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更应成为环境与责任的承担者。

　　不过，对于垃圾焚烧“凭良心”，也有另一种解读。“垃圾焚烧企业‘凭良心’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环境风险。”长期关注垃圾处理问题的FT《中国经济参考》研究员银玉芝表示，2000年以来，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在中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各地纷纷上马，但无论从监管制度与技术层面上，都还存在很多问题。

　　业内人士透露，不少省市的垃圾焚烧项目都是“赶鸭子上架”，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垃圾围城”，一些地方不得不对垃圾焚烧项目“搁置争议、赶紧上马”。

　　在济南，由于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二厂焚烧发电厂(即光大公司项目)建设时间较晚，一厂填埋场甚至“超期服役”两年，直到2011年年底才封场。

　　记者发现，目前，国内只有广州、重庆、杭州等少数城市的二恶英监测中心已经投入运行，不少国内大中城市还在建设或筹建二恶英监测机构。而且由于二恶英检测费用高、周期长，尚无法实现实时监测，之于行业监管与环境监测的意义并不大。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定期抽查检测”能够肩负起应有的环境监管责任，但对于违规者的处罚也难以出重拳。“就以济南为例，就算查出垃圾焚烧发电厂违规排放、污染环境，你能让它停业整顿？假如停业了，生活垃圾堆到哪？由于垃圾处理这项公共服务存在稀缺性和难以替代性，加之技术落后，监管实际上难以奏效。”银玉芝表示。

　　记者在济南市环保局官方网站上查阅到《山东省环境监测站开展专业服务收费实施办法(试行)》，根据该《办法》，大气监测项目范围中并未包含公众关心的二恶英等多种有毒有害物。对此，秦志坚解释说，虽然现在环保部门已实现对环保企业排污的实时监控，但还有很多指标检测存在空白，这就更需要企业自律。

　　被视为国内二恶英研究权威的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二恶英分析实验室郑明辉主任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达了另一种态度，“根据全国二恶英污染源清单调查结果，中国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恶英中，来自生活垃圾焚烧的大约只占1%。国内大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对二恶英的控制很严，很多都能达到世界上最严格的欧盟排放标准。”

　　据介绍，光大公司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排放执行欧盟2000标准，通过850摄氏度以上炉温煅烧有效分解焚烧垃圾产生的二恶英，工业废水排放达到一级A标准，焚烧产生的飞灰经螯合固化后安全填埋，炉渣进行综合利用。“我们每年投入环保的经费达到近两千万元，大概占运行成本的70%！”秦志坚补充道。

　　分类之困 煤灰的“负效益”

　　然而，在秦志坚看来，虽然坚守环保底线，但企业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效益，这种遗憾来自垃圾不分类。

　　他认为，光大公司的垃圾处理设备和日本、欧洲国家相比，并无多大劣势。但问题是，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世界上最难处理的垃圾。“餐厨不分，干湿不分，混杂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含水量很高，直接影响了热值，增加了排放物，还容易损坏设备。”他说。

　　厂区工作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夏天，每吨经过处理的进炉垃圾能发电约360度，冬天却只能发电约190度，企业经过政策补贴后的上网电价是0.65元/度，夏冬两季每吨垃圾发电收益相差百元以上。“厂区收入主要靠垃圾进场费(52.5元/吨)和发电收入，一到冬季，收入就要降低一大块。济南不少地方还未实现集中供暖，市民用完的蜂窝煤灰混杂进垃圾里，很难处理，要用大量的生物质助燃，严重影响正常发电。”对此，光大公司行政人事部经理曲磊很是无奈。

　　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垃圾分类工作滞后，废电池、废荧光灯管、水银温度计灯等有毒有害垃圾也混杂在“垃圾大队”中一起进入焚烧场进行焚烧。“垃圾分不分类是检验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试纸。”银玉芝介绍，充分的回收利用能有效减少垃圾总量、产生经济效益，但回收利用的前提就是要先进行分类。

　　据北京市环保基金会披露，生活垃圾中的废塑料，每吨可生产0.37吨—0.73吨油，每回收一吨饮料瓶塑料可获利润8000元；垃圾中的废纸每回收一吨可造好纸0.85吨，节省木材3立方米；利用碎玻璃再生产玻璃，可节能10—30%，减少空气污染20%；利用废电池还可回收镉、镍、锰、锌等重金属。

　　调查发现，不少城市的管理者都开始意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付诸于行动。一些地方政府推广垃圾分类不遗余力，甚至将其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在此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经过分类的垃圾被利用起来，成为生产新产品的原材料。

　　目前，济南也在积极进行分类垃圾的处理终端建设，位于济阳县的济南市环境保护固体废物综合处置中心二期工程正在建设中，完工后，市区每天产生的300吨餐厨垃圾有望得到无害化处理，变成10吨生物柴油。

　　教育之滞 市民大多不懂分类

　　不过，推行垃圾分类并非一日之功，这需要政府与媒体、民间形成合力，持续给力，更需要每一位市民积极参与、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记者日前在人民路、和平路、山大路等多条路段走访时，多位环卫工人反映，虽然大部分垃圾箱都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标识，但在他们每天清理的垃圾箱里，几乎都是没有分类过的垃圾。

　　这一现状也并非济南独有。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专门就“垃圾分类难推行”做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眼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难以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63.0%)。其他原因还有：政府不重视(62.1%)；政府投入不够(61.4%)；分类标准复杂难掌握(54.3%)等。

　　记者又走访了山东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高校，发现在校大学生也是如此。一些大学生甚至分不清哪些垃圾是“不可回收”的。“到现在我也没学过这方面知识，也就没养成习惯，并且在宿舍扔东西都是扔到大桶里，也没机会分类。”山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学生刘佳说。

　　在成规模的居民小区里，记者见到了另一番景象。不少居民都将家里的易拉罐、破锅、塑料瓶、废报纸等垃圾杂物分类储存，以待收废品的上门收取，有些人还经常将垃圾送到废品收购站。“扔了也是扔了，存起来还能卖几块钱。”家住杆石桥的张先生说。

　　记者从济南市再生资源总公司官网上获悉，现在济南市有固定的废旧物资经营网点近1000个，从业人员达到7000多人，其中农民5800多人，年增加农民收入4000多万元，公司的年销售收入达到3.5亿元。“回收的也只是冰山一角！”业内人士分析，目前，济南垃圾回收主要依靠热心市民、保洁员、拾荒者和废品回收经营人员，他们的动力主要源自利益驱使。当前，以各类垃圾为原材料的企业并不多，需要回收再利用的垃圾量还非常大。“一定要创造条件，让市民养成这方面的习惯，使城市垃圾处理不再单纯依靠填埋和焚烧，让垃圾循环起来！”知名环保观察人士马想斌强调，改变这一现状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当务之急，还是要从娃娃抓起，抓好素质教育、公民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环保节约、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和意识。“我们正在‘垃圾堆’上打造环保教育基地，让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了解济南垃圾处理进程，告诫他们爱护环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办公室负责人赵坤告诉记者，一厂填埋场封场后，处理中心通过技术处理和升级改造，分三个阶段，恢复填埋场的生态环境，未来，填埋场将从垃圾堆体演变成环境优美的公园。

　　小幅进步 厨余垃圾将分离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通行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填埋、焚烧和综合利用(再生循环利用)三种。目前，济南市主要采用卫生填埋和焚烧发电，逐步告别了露天堆放和单纯填埋的方式。即使在广大农村地区，垃圾也在源源不断地被运出处理。“焚烧处理是最彻底的，也是最合理的，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焚烧后剩余物的无害化处理和再生利用，处理的干干净净。而填埋则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并且容易产生二次污染。”秦志坚说，据统计，二厂焚烧发电厂自2011年9月投入试运行以来，已焚烧垃圾1410963.57吨，发电40578.88万度。

　　而在银玉芝看来，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垃圾分类后再焚烧是个更好的选择，“分类不充分，是中国垃圾的致命症结。济南正在试图将厨余垃圾从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这就是个进步。但与广州、北京等地相比，垃圾分类的推进速度还是相对缓慢。”

　　环境学者早已指出，垃圾焚烧产生二恶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那些未经分离出来的塑料袋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恶英的“罪魁祸首”。这印证了银玉芝所说的“进步”。

　　“垃圾分类的核心在于政府的重视和推进，比如在日本，历经了十余年的宣传和教育，学校讲、社会讲、家庭讲，再加上持续的制度建设和硬件配套，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长期跟踪报道广州垃圾分类情况的资深媒体人孙安东认为，相对于发动群众参与垃圾分类实践，地方政府更愿意推进焚烧发电，“焚烧发电项目能短时间带来闪亮的政绩，搞垃圾分类却是长期‘受累不讨好’的活儿，这也是地方垃圾分类推进缓慢的重要原因。”

　　他建议，现阶段，济南要有计划的开展试点，在有条件的小区建立垃圾分类回收站，配套资金人员设备，制定奖惩机制，让居民逐渐习惯分类投放。另外，在规划建设垃圾处理设施时“要有超前的意识，不要让未来再落后”。

　　经验之谈 从源头减量和分类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认为，持续努力地推动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才是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发达国家似乎遵循的正是这条路。

　　据媒体报道，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城市街道的拐角处总摆放着不同颜色的垃圾罐，分别标有：金属、有色玻璃、无色玻璃、报纸、硬纸壳等不同材质的名字。扔垃圾时，人们需要“对号入座”。而位于市郊的垃圾回收中心，被分隔成25个不同的区域中心，不同的颜色——— 红、黄和绿色，标志着这里放置了对环境有害程度不同的废旧垃圾。

　　离开回收中心之后，不同的垃圾又被按照对环境影响和再利用的程度分为预防、再使用、物质再生、能源转化、掩埋5个层次。瑞典是欧盟中垃圾焚烧比例较高的国家之一，其一半的垃圾进入了焚烧炉，产生的热量再被充分利用，以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为例，全市约有1/2的暖气供应来自垃圾焚烧产生的余热。

　　据了解，欧洲目前较通行的做法是建立一个与政府垃圾处理系统同时并存的回收利用系统。德国制定了一套“绿点”系统，以独特的收费结构形成对制造商减少产品包装数量以及使用环保包装产品的激励，这套体系目前在欧洲22个国家通行。“新加坡对乱扔垃圾惩罚非常严厉，普通市民都会分类投放。垃圾收集商会定时到商店和居民楼将垃圾收走，运到郊区或工业区的工厂，将垃圾分类。不能回收的垃圾，就运到垃圾焚烧厂焚化。而焚烧厂和填埋厂不是企业，是直接隶属国家环境局的政府机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政府公务员。”曾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龙在宇介绍。

　　孙安东认为，对中国借鉴意义更强的是巴西，“巴西和中国一样，民众的垃圾分类意识不高。巴西政府只要求居民把垃圾分成干和湿两种。居民倾倒湿垃圾需要按照重量向政府交费，干垃圾则免费。湿垃圾由政府部门负责处理，或堆肥或填埋，干垃圾则交给拾荒者合作社，让他们负责分类收集。政府为拾荒者合作社提供优惠政策、免费场地，进行科学管理。目前，巴西的资源回收利用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几年，我们定期参加华东地区固体废物研讨会，感受着华东几省变化的点点滴滴，在生活垃圾处理上，虽然现在我们和欧美发达国家还有些差距，但是我们在不断进步，并且已经走上了正确的路。”赵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