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絮泉 本版照片均由济南时报·新黄河客户端记者黄中明 摄

　　由于史料匮乏，今天我们只能片段式地合理想象和还原李格非在济南生活过的印迹。有理由推测，李格非在中进士之前在家乡章丘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很可能迁居柳絮泉边。晚年辞官还乡后，李格非曾与友人同游佛慧山。在当时，李格非的文章名声很高，还曾受到苏轼赏识，故而名列“苏门后四学士”。

　　百脉泉畔走出的青年才俊

　　北宋时期的齐州，山清水秀，河湖环绕，一派良好的自然生态景象，湖山泉林之盛令诸多文人吟咏。而城郊往东三十公里的章丘百脉泉一带，也是一处泉水浸润、风光旖旎的地方。北魏《水经注·卷八》记载：“(济水)，水出土鼓县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谓之‘百脉水’。”

　　根据《廉先生序》等线索推测，李格非青少年时期就成长在百脉泉畔，李氏家族世代为书香门第。李清照曾经在《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其一》诗中写道，“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李格非与父亲曾拜于北宋大学士韩琦门下，据《宋史·韩琦传》载：“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忠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为学士临边，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李格非与父亲能受到韩琦的赏识，可见是不凡的书香门第。

　　关于李格非的父亲，除了曾经拜在韩琦门下之外，我们今天无从知晓更多。没有他曾经参与科举考试并中举的记载，也许只是一名闻名于乡里的知名学者。如果他没有走科考、为官这条仕途的话，应该也没有辗转各地做官，那李格非青少年时期很可能跟随父亲居住在百脉泉畔，当然也很可能有随父进京拜见学术名流的经历。

　　《宋史·李格非传》记载：“幼时聪敏警俊，刻意于经学。”正史这样记录，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聪敏一词，说明李格非聪颖异常，而警俊一词，则说明他不仅精神面貌昂扬积极，容貌也非常俊朗。在书香门第的熏陶下，李格非年轻时十分好学，把大部分精力都花费在用功读书上，准备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在科举考试的方式上，北宋仍然沿用唐制，以诗赋取士，不过李格非却在经学上下功夫，成为一名饱有学识的学者。

　　学业有成的李格非筹备参加科举考试，最终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考中进士。此时李格非大概已经二十七八岁，自然不及20岁出头就高中进士的苏轼、苏辙兄弟，但也算是青年才俊。从这个年龄来看，也许在这之前李格非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不过落第了。总之，考中进士后不久，李格非便出任冀州(今属河北)司户参军，该官职是主掌一州户籍赋税、府库受纳等事务的地方小官。从此李格非走上仕途，也很可能从此时开始远离家乡章丘在外做官，此后再也没有长期回到家乡济南定居过。

　　正是凭着进士出身，抑或还有俊朗的外表，李格非走上仕途后不久就娶了宰相王珪之长女为妻，也就是李清照的生母。当时社会上有重科举、重才学的择婿风气，朝中官员多从中进士的青年才俊中为女选婿。不过王氏早卒，后来李格非又续娶了状元王拱辰的孙女。两个王氏家族皆是世族大家，这无疑提高了李家的门第地位。此后李格非先后任职于太学、秘书省、礼部员外郎、京东刑狱等职。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后续引起新旧两党之争，政治风波也波及李格非。宋徽宗登基第二年，也就是崇宁元年(1102)七月，朝廷将司马光、苏轼等人列入“元祐党籍”，李格非也在其中。两个月后，宋徽宗亲自书写了“党人”名单计117人，凡在其中者均遭遇停职、羁押、编管、流放等。李格非被流放到广西象郡(今象州县)。两年后，朝廷再定“党人”，数量增加到309人，李格非仍在其中。直到崇宁五年(1106)，朝廷毁元祐党人碑，这些被列入“党籍”的人才陆续获得赦免，李格非也才回到京城。此时李格非大概60岁，已经无心留恋政治，不久之后便回到老家齐州闲居。

　　李格非在外为官的这些年，其间可能回家乡章丘小住，并且在齐州城区的柳絮泉边或购买或建设了一处居所，也就是后世文人所探访的李清照故居。李格非从章丘搬至历城居住，是有一定官职或者经济基础的人家常见的做法，即从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域搬至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地域，同时不会太过远离老家。李家在章丘的宅第也很可能还保留着。其实李清照不太可能在柳絮泉这处居所长住，仅有可能是婚前随父亲回乡，或者婚后来探望父亲时短暂居住，所以柳絮泉边这处居所称之为李格非故居更合理。

　　作《历下水记》，与友人登佛慧山

　　在李格非晚年辞官回乡闲居之前约30年，曾巩任齐州知州时，已经对大明湖周边的景观进行了合理的规划和建设，奠定了齐州城主要景观的格局和风格。有理由推测，居住在泉边的李格非甚是欣赏齐州山泉湖河的风光，尤其对天然的泉水格外青睐，故而作《历下水记》。可惜这部记录济南名泉的文献在金元时期便已失传，如今我们仅能从宋人张邦基所著的《墨庄漫录》中了解到大概内容。

　　张邦基显然是读过《历下水记》的。《墨庄漫录》云：“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泠，凡三十余所，如舜泉、爆流、金线、真珠、孝感、玉环之类皆奇。李格非文叔作《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曾子固诗爆流作趵突，未知孰是。”

　　由此可见，《历下水记》应该是一部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俱高的作品，很可能还探讨了曾巩为趵突泉命名的事情。清人王士禛在他的笔记著作《分甘馀话》中谈到了读《墨庄漫录》这段记录的遗憾之情：“按文叔《水记》，宋人称之者不一，而不得与《洛阳名园记》并传，可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此云三十余者，盖未详也。”

　　回乡闲居的李格非还曾与友人登临位于齐州城东南的佛慧山。当时，佛慧山是文人雅士喜欢游览的一处景致，此山山势峭拔，青翠秀丽，登临山顶可以俯瞰齐州城。山阴绝壁上有摩崖巨佛头像，开凿于北宋仁宗景祐年间，雄伟壮观。佛慧山峰下深涧内还有建于唐朝开元年间的佛慧寺(明朝改为开元寺)，名泉甘露泉位于寺内南侧山崖下，水流清澈，泠泠作响。

　　据清道光年间的《济南金石志》卷二《历城石》记载：“大观二年三月八日，左散大夫、知州事梁彦深纯之来游。与会者六人：朝请大夫、新差知濮州武安国元礼，朝奉大夫、新差知金州张朴，朝请郎李格非文叔，朝议郎向沈伯武，节度书记李机文渊，录事参军宋昭叔郎。”由此可知，1108年春，李格非应齐州太守梁彦深的邀请与几名友人共游佛慧山，欣赏齐州郊区的明媚春光。梁彦深是山东东平人，时任齐州知州，是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状元、翰林大学士梁灏之孙。当时梁氏家族非常显赫，其族人居朝为官者达七十多人，有“满堂笏，梁半朝”之称。梁彦深、李格非一行六人在开元寺刻石题名，其中李格非所题为“朝请郎李格非文叔”。

　　此后不久，李格非就去世了，墓葬何处今不可考。

　　“受知于苏轼”

　　除了其女李清照之外，目前我们所知晓的李格非的交游活动中，苏轼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宋史·李格非传》载，“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李格非任太学博士是元祐六年(1091)，此时他大约四十五岁。同年二月，苏轼以翰林学士从杭州承旨诏归，五月下旬抵京，八月出知颍州。从这条时间线索来看，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当在元祐六年(1091)六至八月间。

　　《苏轼文集》中收录了苏轼贬谪黄州时期所作的《与文叔先辈》二首。其一写的是有位叫“文叔”的文士，上门拜访苏轼，苏轼表示要回访;其二写的是苏轼为文叔的家庭矛盾表示担忧，还抄录大黄丸方送去给他，文叔则给苏轼送了小鹅。另苏轼还有《与李先辈》，一般认为苏轼笔下的“文叔先辈”就是“李先辈”。因苏轼文章并没有言明这名李先辈的身份，所以这里的文叔先辈究竟是不是李格非，并不能完全确定。

　　从时间线索来看，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李格非应在山东、河北一带为官，他自然有可能不远千里探望苏轼，不过苏轼要回访，还在探望期间为其家庭矛盾担忧似乎有些说不通。并且如果此时李格非已经与苏轼有深交，又怎么会到了约十年后的元丰年间才“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有观点认为，在黄州与苏轼往来的李姓文叔并非李格非，而是一名当地文士。至于文叔究竟是不是李格非，没有更多史料可以解读的前提下，恐不能轻易断言。

　　南宋诗人韩淲在《涧泉日记》卷上载：“廖正一明略、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荣武子，时号‘后四学士’。”比起“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来，“后四学士”名气要小得多。不过参照黄庭坚、秦观等人与苏轼交往的情况，包括李格非在内的“后四学士”必然也受到苏轼的赏识、指点等，才会有“后四学士”之说。

　　宋人邵博的回忆录《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中也有记录：“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裔夷以势役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一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其知言哉!”这段话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李格非出自苏轼门下，二是肯定了《洛阳名园记》的文学价值。邵博的生活年代略晚于李格非，但早于韩淲，所言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

　　不过，在某些主张上李格非也有明显不同于苏轼之处。如在科举方面，诗赋取士与经术取士是熙宁变法中新旧两党斗争的焦点之一，苏轼所归属的旧党主张诗赋取士，而李格非却是“独用意经学”，且是在主张经术取士的熙宁九年中的进士。另外李格非的岳父王珪、亲家赵挺之也都是新党人物，尽管后来也在政治风波中关系复杂，不过确实一度走得比较近。

　　根据目前留存史料的情况推测，李格非肯定受到过苏轼的赏识，不过与苏轼过从应该不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