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希望获得智慧生活，作为代价，就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或可识别信息。

　　现在，人类越来越依赖工具。由广义工具支持的智慧生活已经成为一股历史潮流。在依赖工具的发展中，人类越来越多地把规律性事件交给机器处理。比如计算，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交给了计算器或计算机。最直观的，如信用卡付账，我们设置一个关联账户和付账规则，一旦满足规则，一个账户的钱就自动地转到了另一个账户。进一步发展，拿着智能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关联账户便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更先进的工具依赖中，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机器智慧”，从家用电器、生活起居，到健康管理，都在让“机器智慧”代替人类智慧，人类对工具的依赖正在走向对智慧化的依赖。

　　智慧生活的初始动力是人类对便捷性的期待，这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然而，对便捷性的获得是有条件的。在互联网转账的例子中，譬如，两个行动者（如个体）之间通过二维码转账，获得便捷性的一个前提是，把个体变成用户网络的一个“节点”；在此基础上，实现快捷转账的又一前提是，两个个体的“二维码”之间可以相互识别，不仅机器能读懂二维码，二维码关联利益的账户之间也能交易。这样，在个体、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等行动者之间便构成了一个网络，个体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类行动者而言，成为节点的代价是让渡自己的“识别性”。识别性不一定意味着交易的对方认识你，而是代办你账户活动的体系识别你。同理，也识别与你交易的对方。金融机构知道你是谁，金融监管机构也知道你是谁。可要知道你是谁，不仅要在生物特征上识别你，在社会特征上也要识别你。要获得识别性，你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生地、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关系，甚至指纹、虹膜等一系列特征信息，提供给如信用卡、微信、支付宝等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与你交易的，和你一样，对方也要提交相同的特征信息，不然便没有与你进行交易的资格。

　　简单地说，如果把便捷性理解为网络节点之间的互动更多地由行动者如个体委托机器自动实现，那么，前提便是在机器与行动者如个体之间建立可信和可靠的关联。而要实现可信和可靠的关联，人类行动者就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

　　满足识别性的特征信息在不同场景下是不同的。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相互之间无需使用身份证。个体的识别性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在逐步建构中了，待到需要识别时，众多的个体识别性早已成为了公共信息，如姓名、年龄、性别、社会关系等。可在高度互联的人类网络如10亿微信用户中，没有人有机会像你的邻居那样看着你成长。理论上，节点之间相互陌生的概率远远大于熟悉的概率。在互联网社会化应用的初期曾流行过一句话“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陌生人的普遍性曾经让人们以为互联网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只需要账户识别性的网络，这也是人们把网络社会称之为“虚拟社会”的基本依据。现实是，没有人希望自己账户里的财富去向不明。

　　每一个“节点”都有同样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网络需要识别每一个参与互动的真实人类，用户也就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且逐渐不得不更多地让渡自己的识别性，从早期的姓名、年龄、职业，到现在的指纹、头像。逻辑上，对识别性的要求越严格，用户需要让渡的识别信息就越多。

　　识别性让渡的后果之一便是“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个人还是一条狗”。“虚拟社会”与实体社会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洛丽·安德鲁斯写的《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做过什么——隐私在社交网络时代的死亡》，讲述的正是这个故事。

　　显然，如果人们希望获得智慧生活，作为代价，就不得不让渡自己的识别性或可识别信息。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邱泽奇，北京大学教授、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