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胎”措施日前公布，这可能是三中全会宣布的所有改革措施中，最得人心的一个。《人民日报》日前援引卫计委官员及相关学者的回应，指该措施的目标是希望将近年徘徊在1.5到1.6之间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对夫妇的生育总数)提升到1.7甚至1.8。 “单独二胎”措施的出台，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政策的优先目标已从减少人口总量的单一内容，变更为既要确保人口结构合理的同时，又兼顾减少人口总量的双重组合。而开放二胎，之所以先放单独夫妇而不是一下子全部放开，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其顾虑之一恐怕就是不希望减少人口总量的政策目标一下子从主导地位退居成被“兼顾”。

　　相比当年让数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全部下岗的股份制改革，这份谨慎相当难得。然而，它是否有必要，或者说是否合时宜，却是另一个问题。人口结构，尤其是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与退休人口之比(亦即老年抚养比)，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然而，人口出生率只是影响人口结构的两大因素之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母亲育龄。要增加未来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总量，除了要让妈妈们可以生二胎，还得鼓励她们早点生。如果大多数人四五十岁才生小孩，等到夫妻两人进入退休年龄了，小孩却都没读完书，如何能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改善人口结构?

　　允许“单独二胎”甚至全面“二胎”之后，不但要考虑是否想生和是否生得起等问题，还有一个何时生的问题，而后者似乎更具决定性意义。由此看来，该措施欠考虑了中国年轻女性婚育年龄均在急速推迟的社会背景。读者不妨想一想，父母结婚和生自己的时候年龄多大，而自己结婚生小孩的时候年龄又是多大?婚育年龄的延迟，所有人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得到。

　　婚育年龄的推迟，在一些夫妇看来，是让他们多了十年八载享受小两口生活的时光，何乐而不为。但人生周期的规律总是“有借有还”，这一代人享受了的时光，可能要以下一代人的艰辛来偿还。当生育年龄推迟到30岁甚至更迟之后，而人均寿命又在75到80岁之间时，中年夫妇会面对不得不同时照料老人与小孩的情况：老人失去自理能力要卧床了，小孩则还没上学，需要在家中照料。这在社会政策中被称为“双重照料风险”。如果整个社会中很多人都遇到这种情况，经济生产力必然受到严重冲击。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延迟可能并非夫妇的自由选择，而是社会制度使然。例如，高校扩招就可能对婚育年龄延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世纪末中国高校每年仅招一百万大学生，现在每年七百万，多出来的六百万大学生中约有一半为女性。亦即大学扩招意味着每年有三百万年轻女性的婚育年龄起码推迟四年。这种育龄延迟是结构性的，随着扩招的继续，将不可逆转。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多数的中国妈妈恐怕都得到30岁才能生小孩。不仅如此，在沿海城市的白领妈妈中，不少还须读在职硕士以争取晋升机会，在此期间的生育意愿几近为零。这些妈妈在承受完“双重照料”的折磨后，即使其中一部分被允许“单独二胎”，又有多少会愿意把这个折磨继续下去?

　　希望通过“单独二胎”改善人口结构，值得肯定，但考虑到婚育年龄延迟的时代背景，这种放宽还是过于谨慎。更重要的是，这项措施必须有适当配套，例如增加幼儿教育的公共投入，着实减少年轻夫妇的育儿经济成本，以全社会的力量分担妈妈们的照料压力，方能达到其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