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７日电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刚刚落幕，针对广受关注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公安部副部长黄明１７日表示，到２０２０年，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此前，户籍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已经公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至此，“横轴”和“纵轴”——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时间和空间坐标更为明晰，下一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有效、有序推进。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大任务。”黄明解读指出，“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１６日谈到新型城镇化近期工作重点时也表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难发现，两部委负责人的表述均强调了两点——“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多位专家及受访群众认为，这两者恰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两条腿”，必须协调统一、同步推进。

　　长期以来，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需要，原本以人口登记为基本功能的户籍制度，逐渐附着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如今，这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户籍制度本身很好改，关键是户籍背后依附的那些制度、服务、权利不一样，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正如杨伟民所言原因，与当前明确的建制镇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四级落户政策相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人口迁移趋向——

　　一方面，中小城市户口含金量不高，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意放弃原有农村户口。一些乡镇干部细算了农村户口的优势：农民可在自家宅基地上建单家独院的住房；即使自己不种地，国家粮食补贴、土地流转租金等每亩每年有五六百元收入；若遇征地，一些城郊农民可能成为“百万富翁”。

　　另一方面，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面对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已经不堪重负，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教育医疗资源紧张等“病症”日益显现。严格控制这类城市落户条件，是无奈而现实的选择。

　　统计显示，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计算，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达到５２．６％；但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只有３５．３％。这说明有大量常住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还不是城镇户口，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也说明许多地方落户门槛仍然较高，一些城镇吸引人口集聚的能力还不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表示，做强小城镇更符合现阶段我国实际发展需要。随着改革进程加快，小城镇的公共资源将更加丰富、人才外流的现象也会有所改观。在大城市普遍“超载”的情况下，中小城镇的机遇反而会更多。

　　黄明指出，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积极稳妥、统筹兼顾、扎实推进。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这一群体来说，既要解决好其中暂不具备落户条件或者不愿落户城镇人口的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问题，也要为他们公平有序落户提供阶梯式政策通道。

　　事实上，一些省市已经出台改革方案，开始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例如，云南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中，一段时间内给予进城落户农民“城乡兼有”的特殊身份待遇，盖上“城乡两床被子”，让农民既能享受农村惠民政策，又能平等共享城市的公共服务。

　　又如，上海今年开始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度，对在上海合法稳定居住和就业的持证人进行积分，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可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对紧缺急需专业、特定公共服务领域、远郊重点区域、表彰奖励等实行额外加分，将劳动者对城市的贡献通过相应的分数回报予以体现。

　　改革已在路上。一个普遍共识是，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在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之下，此次户籍制度改革与有关领域改革统筹配套、协同推进，涉及面之广、人员之多、力度之大均前所未有，其核心正是实现“人的城镇化”。

　　“从近期看，要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从较长时期看，则要以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社会保障以及保障住房、就业服务等为重点，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统一和服务水平的基本均衡。”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说。（记者邹伟、王思北、王研、周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