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50年8月，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徐立清(左)和书记王震在新疆。

　　徐立清1927年4月投身革命，1935年5月参加长征，两过雪山、三过草地。新中国成立后，徐立清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启动了全军干部评级的工作程序。由时任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的徐立清主抓这项工作。评级工作复杂而敏感，涉及到每个军队干部的切身利益，当时一些在战争年代立过战功的老同志提出了高定级别的要求。

　　针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徐立清明确指示有关部门，不符合条件的一个也不能照顾。他还对总干部部的同志说:“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决不能利用掌管干部工作的权力为自己的升调谋私利。”徐立清按照评级条件应定正兵团级，但在上报中央军委的名单上，他却将自己的名字从正兵团的位置上圈了出来，并在副兵团的名单中加上了自己的名字。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1955年2月8日，毛泽东主席正式签发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按照以上规定:正兵团级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徐立清考虑到，授衔工作一定要坚持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原则。于是，就下了决心，先把自己减下来，保证授衔工作的正常进展。徐立清把自己的名字从上将名单中划去，在中将名单上加添了“徐立清”三个字。罗荣桓部长看后亲自找徐立清谈话:“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行列中。

　　名单很快报到了中央军委，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再一次向军委领导写信说:“我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我所做出的成绩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授予上将军衔我感到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我中将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说，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做出好样子，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徐立清还和夫人党秀玉商量让衔这件事:“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党秀玉也表示支持。徐立清下定决心，一定要实现自己降衔的心愿。

　　此事再次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你多次申请低授，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是值得我们每个干部学习的。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你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这种优秀的品质，难能可贵呀。”最后，周总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的要求。

　　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毛主席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徐立清不仅让级别、让军衔，还主动提出让职位。1955年7月，我军干部授衔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徐立清积劳成疾，因病住院。罗荣桓到医院看望他时，他提出辞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要求。罗帅不同意，让他安心养病，康复后再回到工作岗位。不久，他又给军委写信，请求转业到地方或者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

　　徐立清廉洁自律，生活简朴，家风严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和普通一兵的本色。很多人都称赞他是一个“心长手短”的人:心长，是他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想得多，想得远;手短，是他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官。他自己如此，对爱人、子女也是这样要求的。他给家人定了“三不准”的家规:“不准以我的名义办任何私事，不准搞任何特殊化，不准参与政事。”他对自己提出了要过好“五关”，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他病重期间把家人全部叫到床前，郑重交代，在他过世后要把房子和车子都退掉。

　　徐立清去世后，他的夫人党秀玉退掉了房子，把公家配给的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交了公。徐立清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