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工”是中国现有户籍制度之下的特殊群体，也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了少量的第一批入城打工的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第二代民工群体。这个群体与第一代相比，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在现实生存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他们的生存现状谈起，探讨他们的权益问题，试图找到改变他们现状的途径。

　　关键词：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生存现状

　　“农民工”是中国现有户籍制度之下的特殊群体，也是城市被雇佣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据估计2005年有1.5亿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第二代民工群体。

　　一、现状

　　“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这个名称已流行很久了，大家似乎习惯了。每逢春节，交通部门要开“民工专列”；春节后，媒体又会纷纷报道“民工潮”；有些社会学家在关心着“民工生存状况”；一些教育工作者评说“民工子弟学校”；其他如“拖欠民工工资”、“为民工讨薪”……但人们是否意识到:在这种称呼中，实际上包含着潜在的身份歧视。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提起农民工，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现在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他们身上已经没有了东张西望、土里土气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子。注重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享受，追求时髦的服装、轻松体面的工作以及时尚的休闲方式，使他们明显区别于老一代民工。这些20岁上下的进城务工者，多是在1990年以后外出打工的。他们被称为“新生代民工”。劳动部门提供的信息表明，2006年春节后去广东、福建、上海等方向的新生代民工增加，这些地方每月的工资都在1 000元以上，年龄18~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与父辈的差别:“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用更为“学术”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描述: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新生代民工的消费特点: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不同于父辈的显著特点。

　　二、权益问题

　　确实二十多年来，农民工的血汗劳动和低廉工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但他们却由此受惠不多。1980年后出生新生代的打工仔打工妹越来越多。现在的打工仔打工妹们已经不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些茫然、木讷，仅想出来挣点活命的钱的农民，他们是现代传媒和通讯技术教育出来的新一代工人阶级，他们有更强的城市生活动机，更不能容忍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性行为，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 335元，也就是说，因为雇佣农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可以说是农民工的劳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工群体有1.2亿人，其中进入制造业的占30%，占全国出口加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8%，中国的进出口额11 547亿美元，主要靠制造业，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正是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没有这个群体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更比低待遇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低工资还不一定能兑现。近年来，国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大量增加，其中不乏命案，屡屡引起广泛关注。除了拖欠工资外，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害还表现在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超时疲劳工作现象十分严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职业病和工伤频发。出人意料的是，有调查显示，许多工人还是想加班，常见的说法是，“因为不加班工资很低”，由此可见，雇主把单位时间的劳动报酬压到最低，迫使工人选择用加班形式多挣一点钱。

　　这就是两代农民工的差别所在，背景是两个时代的不同。时至今日，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是寻求个人发展，并不像其父兄一辈是为了解决自身和家庭温饱问题；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或多或少读过小学和初中，深受电视文化和信息文明的熏陶浸染，与其父兄一辈相比，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却又崇尚个性张扬、追求自我价值；反映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新生代民工敢于挑肥拣瘦，敢于用脚投票———炒老板鱿鱼。他们是农民工中最活跃的“跳槽者”。从劳动力市场供求角度看，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敢于同市场博弈的结果；作为劳动力供给者，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厂方提供的低廉工资待遇和恶劣工作环境，不再像其父兄一辈那样忍辱负重，无所作为；相反，他们一走了之，重新寻找适合他们发展的地方和舞台；近些年来这些年轻的农民工薪酬行情大幅上涨，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价格博弈中的一次胜利，更是具有社会积极意义的一次进步，说明他们更容易融入城市的氛围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三、新生代民工的发展困惑

　　社会学家们的调查显示，由于农村依旧贫困，返乡的外来工大多数仍然会寻找机会外出打工，打工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但城市又不允许他们定居下来，于是，农民工就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并随着民工潮的涨伏而钟摆式地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

　　未来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第一代民工和新生代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异。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

　　四、根本解决之道

　　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让农民成为市民，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目前，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城市不是农民工的家，他们当然也不会全身心地爱护这个不是家的地方。各种犯罪和不文明行为就是农民工过客心态的体现。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做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着社会业已存在的不公。

　　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这批孩子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不免有娇生惯养、过度注重自我的缺点，西装虽然穿在身，其心依然是农民心。由于受成长环境局限，与同龄的城市人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大多底气不足，文化知识欠缺，社交礼仪匮乏，甚至连过马路都争先恐后，整体素质有待提高，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进行适当引导。有学者指出，第二代农民工的心理特征正像边缘性人格障碍症患者一样，现实对欲望的无法满足带来了他们对现实的愤怒，农民工在对城市、农村双向逃避的同时，也有对城市、农村的双向对抗，如对现实社会的反感、不满及敌对情绪，背离传统道德，代之而起的是欺诈、行骗、及时行乐等极端个人主义等。这一观点似乎在对农民工犯罪问题上得到了回应。学者呼吁，应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社会支持，增强其耐受、应付和摆脱紧张处境的能力，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管理，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从而有益于他们的身心健康。

　　除了人文关怀外，更需要的是政策体制的保障。面对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问题，政府不得不更多考虑农民工问题。2005年2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并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维权手册》。温家宝担任总理以后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开始整治恶意拖欠工资的雇主，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推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注重保护他们的利益，出台了很多可以操作的政策，还农民工一个相对的公平的生存空间。

　　本文发表自《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