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屋唯一未与外界隔绝的小窗上，密布着加固后的钢筋。除了吃饭等时间，小屋中的吴强几乎长期保持这一姿势。(胡磊 摄)

　　从逼仄的胡同拐进自己的家，需要爬上门口一个40度左右的坡。这对于90岁的孙进兰来说，简直称得上艰难，正像她多年来的生活。

　　她的孙子吴强，今年已40岁，与常人不同的是，这位重症精神分裂症患者，生命中整整一半的时光，被“囚禁”在5平方米的黑暗小屋内，20年来从未跨出半步。

　　在他被“囚禁”的第17年，《精神卫生法》千呼万唤始出来。然而，这部经历了27年超长起草时间的法律，并没有给吴强和他的家庭带来任何改变。这个被“囚禁”的蜷曲身影，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孤本。

　　家人亲手把他关进小屋20年

　　端午期间，正值麦收时节，长清区张夏镇张夏村的马路上，不少村民在晒麦、扬场，花甲之年的吴文河夫妇，也在忙着收割自己家的两亩小麦。此时，腰背弯驼的老母亲，正在家中陪伴着吴强。

　　吴强是吴文河夫妇的大儿子。6月7日，记者见到他时，他低垂着头坐在这间进去再也没有出来过的小屋角落，双手相扣摆弄着手指，又长又脏的头发垂到地上，上身的衣服已脏得看不出颜色，腿上盖着一床污渍斑驳的被子。地面上堆积着厚厚一层矿泉水瓶，不少瓶子里装满了黄色的尿液。

　　记者尝试与吴强沟通，但他始终一言不发。从一个布满钢筋的小窗，记者将孙进兰装在塑料袋里的一点水果递进去，吴强仍无动于衷，并无过激的反应。

　　孙进兰称，平时吴强暴躁得厉害，见到人就咆哮不止。但发病前，吴强虽然性格比较内向，却并无异常。“在济南学修车，看一遍就都能学会”。21岁那年的一天，吴强鼻青脸肿地从外面回家，问他什么也不说话。之后，吴强就天天在家睡觉。

　　一个多月之后，母亲齐良英突然发现吴强不对劲了，“一个人呵呵傻乐，问什么都不回答。”齐良英夫妻俩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发病初期，动不动就暴打父母，还几次与村里人发生冲突，吴家为此曾几次给对方赔钱，但后来，吴强的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还卷入了一位邻居老人的死亡事件。

　　或许是时光久远，记忆已模糊，或许是出于对吴强的怜悯，对于当年邻居与吴强发生冲突后死亡的细节，多位村民都不愿多谈。然而，当年为了摆平此事，吴家赔了对方在当时看来数目不小的一笔钱，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为了避免更多更大的恶性事件，家人把吴强关了起来。

　　经济拮据家庭破碎是共性

　　这一关，就是20年。

　　其间，父母集全家和亲戚朋友之力，断断续续给吴强治疗了10年。“买一次药花费两三百元，几天就吃完了”。为了给吴强挣医药费，老两口起早贪黑地下地干活，农闲时候，吴文河还要打工赚钱。但一年五六千元的收入，根本无法应付高昂的药费。

　　经济上的拮据不是最可怕的，由此造成的家庭四分五裂最让人心痛。孙进兰介绍，因为家里有一个精神病患者，吴强的弟弟当了上门女婿，已很少回家，也无力接济，妹妹更是因为不堪压力，投河自尽……

　　坐在大门口破旧的沙发上，谈及这些的孙进兰，泪水几次打湿眼眶。在她身后，不大的院子里，横七竖八地分布着一块块的菜地，收获的蔬菜用以自给自足。

　　孙进兰年轻时做了几十年乡村接生员，乡亲们敬重她，不忍心看到老人经受苦难，时常有人送点鸡蛋、面条之类过来。村里看吴家困难，多年来让她吃低保，每月100多元钱。还有孙进兰高龄老人的“养老钱”，每月100元。加上吴文河夫妇农田里的收获，此外再无收入。随着年龄的增大，70岁的吴文河总是头晕，一干活就想摔倒，身体情况已不允许他再打工赚钱。

　　贫困，是拥有吴强这类病人家庭的共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另有研究数据称，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来自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到429.7万例，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患者高达83.6%。国家卫计委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极为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贫困率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治疗依从性低，缺乏足够家庭和社会支持。

　　对他自己来说，“还不如死了”

　　“吴强这样，还不如死了好呢，活着多受罪”。孙进兰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手麻脚痛，走几步就喘得厉害，左眼几近失明。她已经无法跨过吴强小屋门前的那道坡，只能用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竿挑着，把吴强每顿饭的两个馒头和一瓶水送进窗口。

　　去年春节前，有孙进兰说不清是哪个部门的几位“国家干部”来到家里，给了她和吴强每人200元钱。但仅靠这些，对吴强的病情不可能有直接的帮助。

　　在之前的很多年中，对于精神病人的救治，社会寄厚望于《精神卫生法》的出台。2013年5月1日，经历了“难产”的立法过程，这部法律终于正式实施。然而，时至今日，吴强和他的家庭没有任何变化，精神病人引发的恶性事件仍层出不穷。

　　今年5月28日，日照五莲县西楼村50岁村民李某某,用擀面杖暴打4名同村孩子，致1死3伤。李曾任代课教师,后被清退,村民反映她有精神病史。

　　同月，山东广饶的石俊峰杀死前女友，火烧广饶一中的教室，并在英才中学门前行凶，导致3死4伤。据了解石俊峰的同学称，其患有精神分裂症。

　　同月25日凌晨1时许，贵州铜仁思南县凉水井镇21岁男子杨甯在家中将父母杀死，后持刀杀伤一人。警方通报称，杨甯为突发性精神病人……

　　在面对这样病情的家人时，很多家庭似乎只能选择囚禁，或者，把他杀死。

　　2015年10月3日，河南汝州，因儿子张某凯有精神病史，其行为经常对家人构成生命威胁，父亲张某军谎称给张某凯看病，骑两轮摩托车将儿子带至一农田机井旁，诓骗儿子服用农药并将其推至井中，后将石头、水泥块扔到井中砸击儿子致其死亡……

　　“等我们都死了，孙子该怎么办?”

　　数不清的“吴强”仍生活在锁链、铁笼、永远迈不出的小黑屋中，数不清的悲剧仍在不断上演。事实表明，仅靠监护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精神病人“有病缺治”的现状和频发的血案。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在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中，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以亲属的监护责任为主，实行的是“家庭为主、政府为辅”的模式。这种做法实行起来很困难，“主要障碍在于许多家庭没有财力和精力负担起对精神病人的长期管教”。

　　2015年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要求，到2020年，普遍形成政府组织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的精神卫生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健全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精神卫生预防、治疗、康复服务体系和患者救治救助保障制度。

　　规划同时提出，到2020年，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要达到80%以上，精神分裂症治疗率达到80%以上，符合条件的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纳入医疗救助，有肇事肇祸行为的患者依法及时得到强制医疗或住院治疗。

　　但在孙进兰看来，这个时间节点是那么遥远，“我最多再活三五年”，儿子儿媳都已年过花甲，“等我们都死了，孙子该怎么办?”孙进兰说，这是一个让她死都无法瞑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