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产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与以前的文明形态相比，人类文明新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基石的社会主义文明；是超越西方工业文明，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全要素文明；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兼容世界文明之大成的类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孕育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辟为标志，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凸显。新的历史时期，要实施创新驱动、交流互鉴、和谐共生等战略，激发文明发展的活力动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发展再上新台阶。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内涵特质；中国式现代化；新工业革命；推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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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2]，自古以来为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中华民族对文明的追求既立足于中华民族振兴的宏伟大业，又立足于全人类的和平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创造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新的历史时期，要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深入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发展。

　　一、文明与文明形态内涵考辨

　　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文明”和“文明形态”两个概念组成，要正确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首先必须先厘清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厘清文明与文化、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这两组词义相近、易引起混淆的概念之间的联系区别。

　　（一）文明的内涵及其与文化的区别

　　从词源上讲，汉语中的“文明”最早出现在《周易·乾卦》中，“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意指人类脱离原始状态之后的光明灿烂景象。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civis和civilis，本义是指城市居民，后引申为“野蛮”（savage）或“原始”（primitive）的反义词。文明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讲，文明是指行为举止有教养、讲礼貌、不粗野；从广义上讲，文明是指人类的进步开化的状态。“文明的涵义，既可以作广义讲，又可以作狭义解释。若按狭义来说，就是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装饰。若按广义解释，那就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要砺智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4]

　　文明不同于文化。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概念外延上讲，文化要大于文明，文明只是文化中先进的部分。文化从广义上讲即是“人化”，泛指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发展的历史即是文化史，人类历史即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5]。从词源上看，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贲卦》，意指“人文化成”。拉丁文中的“文化”（culture）相对于自然（nature）而言，意指栽培、耕作。由上可见，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在广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现实中，除了广义的文化外，人们还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即文化还具有中义内涵和狭义内涵。中义的文化意指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如西班牙《世界大百科全书》（1978年版）认为，“文化就是在某一社会里，人们共存的由后天获得的各种观念价值的有机的整体，也就非先天遗传的人类精神财富的总和”[6]。狭义的文化主要指观念性的东西，如哲学、艺术、宗教、文学艺术等，“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7]中的“文化”概念，也是在狭义上使用的。二是从产生时间上讲，文化要早于文明。文化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而文明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这从二者的西文词源上也可看出，culture（文化）的词根cult，其本义为耕作，源于人类早期农耕生产方式，civilization（文明）的词根civil，其本义为城市的、市民的，源于人类晚些时期出现的城市生活[8]。世界比较文明学会会长、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伊东俊太郎也认为，文明是在城市化后金属器的使用、社会阶层的成立、文字的发明等情况下发生的，因而他将文明的诞生界定为人类社会第三个转折点“都市革命”的产物。三是从词性上讲，文化是中性词，内容是褒贬皆有，而文明是褒义词，其内容与野蛮、愚昧相对立。[9]

　　文明与文化相近相通相融。二者都是人类活动的成果，构成人类发展历史的主要标识，由此导致许多学者包括一些世界著名的学者，都把二者等同使用。例如，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罗伯、奥地利著名学者弗洛伊德等，都拒绝将文明与文化相区分，对文化与文明之分不以为意。[10]

　　（二）文明形态的内涵及其与社会形态的区别

　　文明形态顾名思义是指文明的样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类型中，文明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式、形态和发展水平，表现出不同的内在原则和价值取向。

　　文明形态至今有多种分类法，最著名的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8种文明形态思想和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26种文明形态理论。综观古今中外学术界各种文明形态分类理论，文明形态的分类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纵向地用历史的视角对文明进行审视，形成文明的历史形态，例如，按照生产方式的演变，将人类文明划分为史前文明、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物理文明等不同类型；按照社会制度的发展，将文明划分为原始文明、奴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等诸多形态。第二种是横向对文明发展进行考察，按照内容将文明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或者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不同类型；按照地域属性，将文明划分为亚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非洲文明、澳洲文明等；按照民族划分，分为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等等。

　　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并不矛盾，二者是从不同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的不同考量。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特有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认为社会形态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一社会形态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的本质，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上层建筑的统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五大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1]。

　　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关系密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对社会形态的考察与对文明形态的考察紧密结合：“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12]文明体现着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人类历史既是推动文明不断进步的文明发展史，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不断矛盾运动中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发展史。狩猎文明向农业文明的演进，意味着奴隶社会的衰落和封建社会的兴起，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意味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成长。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一方面具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又是剥削和奴役工人、阻碍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文明替代资本主义文明，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及本质

　　文明形态的转化发展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一种新文明不是凭空产生，必须符合文明发展的规律。同时，新文明的诞生也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而是历经锤炼。另外，新文明的产生必然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历史积淀。一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明演进理论引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遵循文明发展规律等要素同频共振的结晶。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与以前的文明相比具有质的飞跃的新型文明，是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基石的社会主义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根本在于性质之新，在于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社会发展规律、与以前的文明相比具有质的飞跃的新型文明。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其发展虽然历经曲折，但其发展趋势如同人类社会前进之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其中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量的变化是同一文明形态内的累积发展，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的飞跃，而质的飞跃则标志着文明的转型，实质上是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农业文明之于狩猎文明、工业文明之于农业文明，是一种文明形态的转型。同样，从社会制度的视角，封建文明之于奴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之于封建文明，也都意味着一种比原有文明更先进的文明形态的诞生。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开辟发展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建立发展的，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拓发展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牢固道路基石。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数百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3]。但由于资本主义文明让人虽然形式上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却又陷入了“物的依赖”之中，造成资本这种“物的关系”或“死劳动”对工人“活劳动”的支配，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为了转嫁这种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加强“对内剥削”，另一方面进行“对外扩张”，从而使资本主义矛盾更加尖锐化，使资本主义文明为社会主义文明所取代成为历史必然。“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4]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苦苦探索，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道路，但都没有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反而遭受蹂躏屈辱，使中华文明遭到蒙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一条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改革创新的道路”“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15]。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遵循文明发展的规律，结合世情国情，在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博采世界文明之精华，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新文明”“建设什么样的新文明”“如何建设新文明”的时代之问，发展形成了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能够科学处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主义文明。这种文明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相比，是文明形态的质的转变。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超越西方工业文明，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全要素文明[16]

　　人类文明新形态大力倡导新工业革命，正确应对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危机挑战：“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17]针对传统工业化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带来的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工业革命”“新工业化”的概念，强调“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18]。为推动全球范围内新工业革命的开展，在杭州20国集团峰会上，中国推动形成了《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制定和推进新工业革命的指导原则和行动。在国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创新促增长、促转型，积极投身智能制造、互联网+、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带来的创新发展浪潮，努力领风气之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19]，“走出一条经济、民本、绿色的工业化新路”[20]。“当前，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应用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赛场发生转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的重大机遇，就是要在新赛场建设之初就加入其中，甚至主导一些赛场建设，从而使我们成为新的竞赛规则的重要制定者、新的竞赛场地的重要主导者。”[21]这里讲的“新赛场”指的就是新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赛场转换”指的则是从传统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向新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的转变，是从西方单向度的工业文明向全新文明形态的转变。

　　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五大发展理念，使人类文明新形态成为统筹协调发展的全要素文明。物质文明建设领域，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共同富裕；政治文明建设领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全过程民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坚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社会文明建设领域，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互促互进的文明形态。五大文明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和价值导向：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政治发展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发展是为了人民公平正义，文化发展是为了实现人民精神富足，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人民的可持续发展。五大文明融合发展、互促互进，共同推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兼具世界文明之精华的类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在中华文明基础之上，又吸取了世界人类文明之精华，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能够跨越民族、区域、意识形态等藩篱，成为真正“类”意义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22]。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创新发展。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的发展史，是古代四大文明形态之一，也是至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华文明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具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具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这些思想和美德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的深厚沃土和独到优势，“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把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使中华文明不断增添时代元素，成为具有现代文明形态的新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吸收了人类文明发展精华，具有“1+N”（N为世界各国文明精华）内容结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由于地理位置、风俗习惯等的不同，世界各民族文明之间具有差别性。世界各民族文明平等多元，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是构建健康的世界文明生态的必然要求。世界不同文明只有在和谐相处、交流互鉴中，吸取、整合其他文明的先进成份，才能形成自己不断延展的动能和不竭力量源泉。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尽管大量地出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等西方学者也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等，但多样性文明间的平等交流互鉴，始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不断交流互鉴并不断进步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24]早在公元前100多年，中华民族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西方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等科学纷纷传入中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是给中国带来了光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大力实施“走出去”“引进来”战略，与世界各文明的交流互鉴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回望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即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是中华文明不断吸取其他文明优秀成果并为自己所充分利用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25]中华文明在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不断成长为一种兼具世界文明精华的新文明形态。早在本世纪初，李大钊就曾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26]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全国人民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演进

　　文明形态的转化通常以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为标识，有一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从史前文明向狩猎文明的转型以火的发明为标志，从狩猎文明向农业文明转型的标志是农作物的种植，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孕育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开辟为标志，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成长凸显。“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既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又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高度统一。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萌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知行高度合一中，创新性地回答了“为什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之问，使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了一条与以前的道路、与西方化现代化、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有质的区别的道路，也使中华文明开始向人类文明新形态转型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中华民族将“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8]。

　　毛泽东同志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任务，周恩来在这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29]。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一阶段开始萌发。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0]1959年12月，周恩来同志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由上可见，我们党自成立起就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分为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个方面，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把握：“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31]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使中国现代化成功转向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攻坚克难中逐步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经济领域，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使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实力大大增强；在政治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得到巩固，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文化领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封建思想余毒得到进一步清理；在科学技术领域，基础科学获得较大发展，“两弹一星”彪炳史册。

　　（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拓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期，也标志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开启新阶段。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党把实现现代化当作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32]

　　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建设现代化，我们党在探索中给出了明确答案，那就是进行“中国式的现代化”：首先，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33]，这是我们党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其次，“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34]，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5]第三，必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第四，我们建设现代化，必须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36]第五，“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加快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37]，至此，人类文明新形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初步形成，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标志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更加丰富。

　　（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熟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显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胸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等，进行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设计，在实践中予以大力推进。如果说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萌芽到生长到生成有一个历史过程，那么完全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熟，人类文明新形态逐渐长成并凸显。

　　在新时代，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界定上，文明的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38]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描述上，高度发达的文明成为其不可缺少的要素：“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9]在中国式现代化实施战略上，实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建设全过程民主、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战略，这也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着力点。同时，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40]

　　四、深入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战略思路

　　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41]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在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等战略，深入激发文明发展的活力、动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不断走向完善。

　　（一）坚持创新驱动，增强文明发展的活力

　　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发展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人类不断创新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分析了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发展历史之后得出结论，文明产生发展的环境不是安逸，而是挑战，人类文明在不断地迎接挑战中得到发展，迎接挑战的过程即是创新的过程，这是世界所有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创造是一种遭遇的结果，而起源是交互作用的产物。”[42]人类努力应付挑战，文明在“挑战与应战”中诞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给文明下了一个特殊的定义，认为“文明起源便是应战”[43]，文明可以称之为创造一种社会状态的努力，创新是文明进步的内在本质。

　　在文明的发展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那些不能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条件变化而创新的文明，都避免不了中断、灭亡的命运。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创新的产物，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只有在创新中才能不断走向完善发展。在百年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面临多方面挑战，文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诸多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进，持续增强文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突破挑战与瓶颈中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

　　（二）坚持美美与共，推动文明在交流互鉴中获得丰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尽管在发展的某些阶段，因各种原因出现逆全球化的潮流，但世界变成地球村、世界各民族变成一个地球上的村民、世界各民族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文明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44]。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即使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45]，其文明发展中总是有值得其他文明学习借鉴的内容。

　　多样多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态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规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尽管大量地出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但多样性文明间的平等交流互鉴始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模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仿效拜占庭帝国……。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人类文明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异质文明之间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历史。

　　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文明优越论，不断汲取世界其他文明发展之精华，作为自己成长的给养。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正日益被大多数国家所认识和践行，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和平发展的显性因素和潜在力量，例如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局部地区战争依然不断，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偏见乃至仇恨继续存在并有日益加深之势，国与国之间的“今日伙伴”关系转眼间变为“明日敌人”关系的例子屡见不鲜、时有发生。要想从根本上消除隔阂、暴力和战争，唯有依靠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依靠不同国家、民族之间彼此真诚相待，用平等包容的态度去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彼此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弘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优秀传统，秉承中国共产党放眼世界的天下情怀，努力跨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在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不断完善。

　　（三）坚持和谐共生，推动文明协调发展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46]，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47]，人与自然密不可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法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入，从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到党的十六大确立的“三位一体”，再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拓展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充分展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认识的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重要理念，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作为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从而使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特征。

　　目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严峻挑战，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大规模传染疾病、大气污染然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国度的人们，消除谴责误解，增强理解，齐心协力，树立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治理机制，携手构建达成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协议，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和力量，共同探索和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和治理模式。文明是人类发展进步状态的综合反映，文明发展是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要素等共振反应的结果，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树立系统观念，走协调发展之路。同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天下情怀，积极倡议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动世界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四）传承中华文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提供深厚支撑

　　文脉与国运相联，与民族复兴大业紧密相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明发展历程，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中华文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自觉承担起推动中华文明传承领导者和实践者的历史责任，使中华文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人文根基，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孕育成长的深厚沃土。新时代，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因而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中华文明传承、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同时，大力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强对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历史等的研究，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研究阐释好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研究阐释好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和良好的环境氛围。[48]

　　Research on the time connotation,generating logic and advancing path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Zhang Fenglia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s rich connotation and its emergence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h previous forms of civilization,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has taken a qualitative leap. It is socialist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road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is an all-factor civilization that transcends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promot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a kind of civilization which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is compatible with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world civilization. Its birth is marked by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opening up of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we should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ies such a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so as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o a new level.

　　Keywords: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advancing path

　　【作者简介】张凤莲，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闫文静，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胡适文存》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0年版，第32页。 ↑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9页。 ↑

　　杨大建：《关于文明与文化及社会形态的异同》，《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1年第4期。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

　　王汝良、侯传文：《“文化”与“文明”综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2月23日。 ↑

　　何勤华：《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几点思考》，《外国法制史研究》，2019年第21期。 ↑

　　何勤华：《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几点思考》，《外国法制史研究》（第21卷），中国会议2018年9月22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7—928页。 ↑

　　《列宁学习导读》，《光明日报》，2011年7月27日。 ↑

　　《习近平论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3页。 ↑

　　韩庆祥：《中国哲学理论建构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东岳论丛》，2022年第4期，第9页。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0页。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页。 ↑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9月4日。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版，第463页。 ↑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

　　田鹏颖、武雯婧：《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科学社会主义》，2021年第12期。 ↑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

　　《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

　　田鹏颖、武雯婧：《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科学社会主义》，2021年第12期。 ↑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

　　秦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 ↑

　　宋友文、黄文燕：《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演进、主要特质与时代价值》，《学术研究》，2022年第3期。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149页。 ↑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页。 ↑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 ↑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2页。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87页。 ↑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

　　《习近平论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64页。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页。 ↑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995版，第45页。 ↑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