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有儆戒、劝谏之意。“官箴”，顾名思义就是从政之警诫，为官之箴言。它是以从政者为箴戒对象，从“为政之德”“为政之术”两大方面，提出的一系列道德戒律和行为规范等的统称。由此可见，官箴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体现为政者道德与操守的文化，以规诫教诲为政者履职尽责、明辨是非、廉洁奉公为主要指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追源溯流：古代官箴形态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官箴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发轫于先秦，渐熟于汉唐，发达于宋元，极盛于明清，其发展历程与中国传统社会整体发展同步。中国传统官箴文化经历了由“箴文”到“官箴书”的发展历程，官箴形态由最初“官箴王阙”演变为“官吏自箴”，官箴内容总体上也由“为政之道”的思想阐释，演变为“从政经验”的传授叙说。

　　官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部落联盟时代，古文献中有黄帝曾经给自己立过箴言的记载，箴言内容为：“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致朝。”至夏商时代，出现了“箴文”，但尚未形成“官箴”的概念。至周代，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箴文形态，但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箴文并不多，已知较为完整的两篇西周箴文分别是《虞人之箴》和《大正箴》。这时的“箴文”多为进谏君王而作，以期君王贤能理政，即“官箴”最初的形态为百官劝谏君王、天子的谏言，这可理解为“官箴王阙”的肇始。

　　春秋战国至秦代，随着君权的加强，箴文的“箴官”层面得到发展，以“箴君”为主流的格局遭到严重挑战。两汉时期，在儒学复兴并渗透于政治的背景下，“官箴王阙”的传统得到复兴。但东汉以后“箴官”层面又有强化，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箴君”“箴官”二元并立的格局。隋唐时期，武则天的《臣轨》使得“箴官”的发展取得“质”的突破，“箴官”最终取得了主流地位，官箴在总体上演变为帝王约束告诫百官的工具。但由于唐代总体上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官箴王阙”的传统影响力仍未彻底消退，官员箴谏君主的言论也为数不少，颇具“君臣互箴”色彩。

　　宋元明清时期，官箴文化中“箴官”层面的主体地位被再度强化，并最终定格在“官吏自箴”。宋以后的官箴，其展现方式不再以箴文为主，而是数量众多、篇幅浩瀚的官箴书，无不以百官作为规诫对象。

　　含英咀华：经典官箴书目中的从政圭臬

　　在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为官者入仕必读之书，即官箴书。这些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的“为政宝典”，蕴含着“亲民”“勤政”“清廉”等丰富的修身思想和政治智慧，通过警示告诫、陈明利害，深刻阐发了为官从政的诸多戒律箴言，发人深省，给人启迪。

　　唐代首次出现了帝王专为臣僚制定的官箴书，即广为人知的《臣轨》。该书共两卷，分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等十篇，从各个方面提出了对为官者的标准与规范，旨在“发挥言行，镕范身心，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绳准”。《臣轨》提出“夫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事不慎者，取败之道也”，强调官员应加强自身修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慎”与“明”。《臣轨》指出，“臣子不谏诤，则亡国破家之道也”，强调臣子对君主的进谏之责，关乎国家兴亡。《臣轨》还提出“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强调处理公务最好的办法是公平，处理财务最好的办法是廉洁，能做到这两点，就可以远离祸害而使自己的美名彰显。

　　《朱文公政训》是宋朝著名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朱熹以自己的政治经历和思想体悟出发，论述当时治国安民之策和为官品德修养。比如，朱熹强调令行禁止、宽严相济，反对为官不严。其云：“与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核实检察于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朱熹认为只有对待恶行毫不姑息，刑罚得当，惩凶除恶，善良的弱者才能够生存下去。他明确指出：“救弊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惠及此等细民。”要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就必须严格管理，严肃法纪，严惩害群之马，把“临民以宽”与为政以严统一起来。朱熹还认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秉公执法官员才有权威，民众才会信服。

　　元代张养浩《三事忠告》，包括《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和《庙堂忠告》三编，可谓古代官箴的扛鼎之作。在《牧民忠告》中，他秉承儒家“民为邦本”的思想，强调培育仁爱之心，认为“诚有子民之心，则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在《风宪忠告》中，针对监察官员日常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告诫“执宪者”要向古代清官学习，加强自律。“盖执法之臣将以纠奸绳恶，以肃中外，以正纪纲，自律不严，何以服众？”执法的臣子要惩奸除恶，肃清朝内朝外的不法之事，使纲纪稳固，对自己要求不严，又怎么能够使他人信服呢？《庙堂忠告》把修身列为首条，指出“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处事，恭慎以率百僚”，就能“令名随焉，舆论归焉，鬼神福焉”。

　　明代薛瑄在《从政录》提出“居官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意思是为官者要以正直涵养内心，以廉洁约束自己，以忠诚事奉君王，以恭敬事奉尊长，以信义待人接物，以宽厚对待下属，以恭敬处理政事，这是当官的七项要诀。在此书中，薛瑄还明确指出：“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他将廉洁分为三个层次，其上是出自内心的廉洁，其中是因爱惜名节而表现出来的廉洁，其下是受法律震慑而被迫选择廉洁。

古县衙里的官箴碑。何斌/摄

　　嘉言懿行：经典箴言及其实践

　　在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有浩如烟海的官箴书目，还积累了大量的箴言。这些经典箴言植根于儒家文化，着眼于官吏修齐治平的内省自觉，奉行“内圣外王”的王道仁政，涉及官员的道德准则、从政原则以及施政技巧各个方面，为古代官员提供了践行的范本。

　　“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出自宋代吕本中所著《官箴》中的开篇。“清”指的是为官清廉、奉公守法、不存私欲。“慎”指的是为官谨慎、脚踏实地、谨防小人。“勤”指的是尽心尽责、勤于职务、身体力行。此后，“清”“慎”“勤”便被用来泛称官僚美德，成为历代官箴中最为经典的准则，被为官者奉为从政圭臬。到了清代，康熙皇帝钦定“清慎勤”为通用“官箴”，并多次御笔亲赐三字匾额以劝勉大臣，公堂衙署内也多悬挂此三字匾额。梁启超曾在《新民说·论公德》中指出：“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三十六字官箴”的主题是“公”和“廉”，故又称“公廉”官箴，核心是“公生明，廉生威”。明天顺二年，年富任山东巡抚。他果敢有为，刚正强直，上任途中听说山东发生了蝗灾，便立刻上奏请求救灾。当时山东境内的官吏都害怕年富的威名，收敛了不少。年富在山东巡抚任上得到曹端的“三十字官箴”后，如获至宝，在总结前人吏治文化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在后面续加了“公生明，廉生威”六字，变为“三十六字官箴”，并将这段话刻于巡抚衙署墙壁，以与下属官吏共勉。清乾隆十八年，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偶然发现此碑，对此箴言心折不已，认为这一官箴“言约意深，为居官之要领”，并重刻此碑撰跋以记此事。此后，颜氏祖孙三代为官都在衙署里立下“三十六字官箴”碑，每次新任官职，他们都会携带碑文上任，将其作为对自己的警示和提醒。

　　清代张伯行在官二十余年，历任内阁中书、山东济宁道台、江苏按察使等职，为官清正，任事勤敏，忠直爱民，以清廉刚直闻名朝野，被誉为“天下清官第一”。在任期间有治河之绩，康熙帝特赐“布泽安流”四字加以褒奖。在福建巡抚任上，为杜绝送礼的行为及习气，张伯行撰写了一篇《禁止馈送檄》，张贴在巡抚衙门大门上，意在禁止行贿，整顿官场的贪腐之风。檄文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送礼者见此檄文后，感到无地自容，只能仓皇而退。此篇檄文广为传诵，成为经典箴言，被称为清廉为政的“金绳铁矩”。

　　官箴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为人、做事、从政之道，一些内容虽然已经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与社会环境，但贯穿其中的“清、慎、勤”“修身、立德、公正、廉明”等精华，仍然能够跨越时空，在建设廉洁政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背景下，在新时代干部教育中发挥镜鉴作用。（作者：山东省济南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