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榜，号荐所，安徽泾县人。明朝万历壬午年(1582年)选贡殿试第一，明神宗御批“天下文章当以徐榜为式”。初任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后任济南知府。在济南任职四年，徐榜撰有《济南纪政》和《宦游日记》，是明代著名的以为官清廉为主旨的历史文献。

　　徐榜任济南知府期间，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为济南府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他在济南府设立社学，招收15岁以下的蒙童，传授《孝经》《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希望通过传授这些儒家经典，提升学生们的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其次，徐榜注重学生行为规范的培养。要求学生学习“六行”(孝、悌、谨、信、爱众、亲仁)、“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事”(洒、扫、应、对、进、退)，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行为准则，培养综合素质。徐榜还建立了明湖书院，为济南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场所，促进了当时济南的读书教化。

　　徐榜的《济南纪政》，包括《却酒》《方书》《不事苛刻》《回生》《烛冤》《杨化记》六篇，记录了他在济南担任知府期间所处理的政务事宜以及所采取的治理政策和措施，从中可以窥见徐榜的廉政思想及其在济南所行惠政，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却酒》篇记载了徐榜为政的清廉之举。章丘县有一种名为羊膏酒的上等美酒，被当地百姓视为珍品。有一天，章丘县令提着十瓶羊膏酒送给徐榜，希望能讨好他。然而，徐榜却推辞不受，说：“繁缨小物，孔子惜之，防其渐耳。”意思是孔子都对饰物繁多的礼物持谨慎态度，更何况他作为一位地方官员，不应接受这样的酒礼。此前，未有章丘县令向知府送酒礼的行为，如果他徐榜打开了这个先例，恐怕之后的知府也会效仿，导致官场上滋生送礼之风。因此，徐榜断然拒绝了这份羊膏酒。徐榜的这一举动，让章丘县及其他地方再也不敢向徐榜送任何礼物。徐榜离任时，也是两袖清风，没有任何积蓄。徐榜的却酒之举不仅展示了他个人的清廉品质，也对济南官场清风的树立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方书》篇记载的是徐榜深入百姓、体察民情的事迹。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徐榜初到济南时，恰逢东兖道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济南也面临粮食歉收的困境。地方官员们为了恤民的政绩，不顾实际情况，每天发布许多救荒的要求和规定，但由于条条框框过多，下属们在执行时无所适从。徐榜看到这种情形后，到民间视察，了解民情，写字传达给下属，他说：“各院道在制定政策和解决问题时，必须像医生诊断疾病一样，观察寒热虚实的病情，然后调整药量，做到对症下药，才能真正治愈疾病。如果没有疾病而随意服药，反而会导致不适。”下属们领会到徐榜之意，不再随意下达与民意相悖的政令，他们开始深入百姓之间，体察民情，针对民生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解决具体问题，逐渐使济南府的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烛冤》篇记载了徐榜珍视百姓生命以及审案断案时的谨慎态度。万历二十二年前后，山东大旱，峄县人杨朝付带着妻子、女儿逃荒到了淄川(明代属济南府)。此间，他认识了淄川县民赵守道，听从赵守道的主意，卖掉了两个女儿换钱度日。但是他对赵守道从中收取七钱“说合费”怀恨在心。此后，杨朝付以卖女儿的钱做起了小生意。一日，往金乡县贩货途中，杨朝付遇到一个叫陶友才的人，陶友才打算卖掉妻子以度饥荒。杨朝付欺骗他说：“淄川县年成好，易于糊口，你把妻子卖给我，我给你钱以度日。”陶友才同意了。傍晚，三人行至一家客店投宿，杨朝付谎称没钱住宿，多番鼓动陶友才一同前往某人家讨债。在离开客店五里开外时，杨朝付将陶友才杀害，然后返回客店要带走陶友才妻子。店主坚决拒绝说：“丈夫不在，你怎么敢将他的妻子领走呢?”遂将陶友才的妻子留下。不久，陶友才的尸体被发现，杨朝付被扭送到官府，交代时指认赵守道是同案犯。于是，毫不知情的赵守道被抓入官府审讯，酷刑之下，赵守道被迫认罪，被判处死刑，并与杨朝付一同被解送到州府。面对这起牵涉人命的案件，徐榜进行了详细的审问。

　　徐榜通过询问陶友才的妻子、店主等人，明确了赵守道并未与杨朝付三人在一起，因此不可能事先知道陶友才要前往淄川，也无法与杨朝付共同谋杀他。徐榜大声呵斥杨朝付，要他如实交代事实。杨朝付招架不住，最终供认杀害陶友才的罪行，同时透露了藏匿凶器的地点，还解释了将赵守道指认为同案犯的原因。案情大白，赵守道被释放，幸免于难。然而，匪夷所思的是，不到三天，杨朝付在监狱中突然死去。徐榜感叹说：“天道确实有神灵。若杨朝付早死三天，那赵守道的冤案也就永远不能昭雪了。”正是由于徐榜审案断案时的谨慎态度，才使赵守道的冤案得以昭雪。

　　《济南纪政》一书，是徐榜的重要著作，也是济南历史典籍中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地方文献，是研究济南明代时期社会发展和徐榜本人的珍贵资料。（闫平 郑立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