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决策的结果。决策是任何有目的的活动发生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它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根据客观的可能性，在占有一定信息和经验的基础上，借助一定的工具、技巧和方法,对影响目标实现的诸因素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选优后,对未来行动作出决定。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决策是人们思维过程和意志行动过程相互结合的产物。没有这两种心理过程的参加，无论何人也是作不出决策的。因而，决策既是人们的心理活动过程，又是人们的行动方案。实施腐败具有风险性和后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公权力行使者在对自己是否实施腐败的决策过程中会受到相应的心理效应的影响。

　　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就是漠视既有的制度规则和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总是自信地认为凡事皆在自己掌控中，自己所做的事总会按照自己的愿望发展，不会出现自己掌控不了的对己不利的结果。侥幸心理，实质是在利弊得失面前的矛盾心态，具有自我欺骗性。凡腐败者都有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不少公职人员实施腐败，都是在侥幸心理占上风时陷进去的。他们具有自决心理机制突出的“鸵鸟心态”。一方面，明知贪污腐败具有风险，一旦败露身败名裂，人生尽毁；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为己谋取私利的机会，于是自我安慰、自我欺骗，此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绝对保险，绝无“东窗事发”的可能，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放心大胆”贪腐一把。侥幸心理，是底线意识缺失，自我把控能力不足的表现。

　　虚拟所有权心理

　　虚拟所有权心理，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决策心理学效应，也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营销策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一旦拥有（或者假想拥有）了某个东西，它就在我们心中变得更值钱更宝贵了，而且我们会更加害怕失去它。这种“心理上的”所有权效应会让人们作出非理性的决策：人们不但会对假想拥有的东西给予更高评价，还会对其损失有一种更强烈的恐惧。实际生活中，一些不法分子在对公职人员“围猎”时，并不是一开始就直接送钱、送物，而是通过邀请公职人员出入奢侈消费场所，安排豪华别墅休闲度假等，去体验有钱人的生活，让公职人员去“想象”，去关联到自己，因为“同一件事情，人们想象去做和真正做到，大脑的反应是一样的，感觉上甚至更强”。当公职人员在奢侈场所一掷千金地消费享受、在豪华别墅休闲度假时，就会产生这是自己真实生活的想象，就会产生把所有喜欢的都占为己有的冲动。不法分子的“围猎”手段，既放大了人们的想象心理，也利用了人们的占有心理。人们通过占有心理和想象心理，可以对有形或无形的目标的所有权产生向往，有时甚至会在非理性状态下作出决定。一些公职人员就是在这样的“围猎”下，萌生要实实在在地拥有这样生活的想法，而走上贪腐之路的。

　　负债感效应

　　负债感效应，也就是心理学上的互惠原理。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受人恩惠就要回报。有来有往是社会生活的一项基本规则。对于不遵守互惠原理的人，社会普遍具有厌恶心态。互惠原理的威力在于，可以让人们答应一些在没有负债心理时一定会拒绝的请求，即使是一个陌生人，或者是一个不讨人喜欢或不受欢迎的人，如果先施予我们一点小小的恩惠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要求，也会大大提高我们答应这个要求的可能。负债感实质上也是虚荣心理在发生作用。分析一些公职人员腐败堕落的轨迹，不难发现一些公职人员的腐败，正是由于一些心术不正者，利用某些公职人员强烈的虚荣心理，要“面子”、好“面子”的弱点，施以小恩小惠。先来点“小意思”，如送一份精美别致的生日礼品，一个让小孩爱不释手的玩具，一点本地稀罕的土特产等，然后不断加大“感情联络”的筹码，让公职人员心存“无功受禄”“不好意思”的负债感。在感情渗透到一定程度时，再提出帮忙办事的请求，此时，公职人员便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手中权力为其办事，以还人情之债。由此演变成“权钱交易”“钱权交易”。所以，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对以礼开道、前来叙旧之人，一定要高度警惕，厚谢婉拒，以免欠下人情之债。

　　失衡心理

　　美国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提出了“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的多少有关，且与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付出的劳动代价及其所得到的报酬与他人进行比较，并对公平与否作出判断，直接影响其工作动机和行为。公平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除了报酬，人们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社会地位、遭际境遇与他人进行比较，并对公平与否作出判断。这种主观感受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的看法、态度以及与之对应的行为。一旦个体感到不公平，并且无法解决这种不公平，就会自动寻找宣泄愤怒情绪的出口。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心理失衡这一主观心理感受来自于与参照个体或群体物质和非物质的比较。可以这么说，心理失衡，攀比是原因，失衡是结果。心理失衡往往会引发怨恨、不满并且具有偏执倾向的心理态度。心理失衡是因利的不足、物质的不满而起，因而使其失衡复归平衡的支撑点必然是满足其功利的需要。物质上的补偿是最为直接、具体的补偿，因而由心态失衡而引起的补偿心理会驱使个体不择手段地敛财，以物欲的满足来补偿其心理的失衡。大量被揭露出的腐败案件充分证明，某些公职人员的腐败，最初源自心态的失衡。

　　法不责众心理

　　法不责众，意思是很多人都那样干了，即使想惩罚也就不好惩罚了。心理学研究表明，在面对同一件事情时，群体中个体的心理活动与单独个体的心理活动相去甚远，在群体中的个体不会过分担心个人行为造成的后果，所以他们往往会比独自一人时更加“勇敢”。法不责众心理，实质上是一种藏身于“众”的侥幸心理。个体在实施某一行为时不断地暗示自己，同样的行为不只自己一个人在做，其他人都在做，即使要被追究也不可能恰恰追究到自己头上。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的四川省乐山市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代荣颇具代表性。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夏代荣这样忏悔:“我一度错误地认为,现在腐败的人很多,被查处的很少。我自认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成为被查到的少数人。”法不责众心理使行为个体从众、模仿，一些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窝案”往往与此心理有关。一些手握公权的公职人员心存法不责众心理与他们低估党中央反腐的决心、误读反腐败斗争形势有关。从根本上削减一些公职人员存在的腐败法不责众心理，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做到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有恃无恐心理

　　有恃无恐意为有依靠而不害怕，没有顾忌。有恃无恐心理本身是一种骄纵心理，自恃的人往往自我放纵。反腐败的实践证明，有恃无恐心理是少数公职人员滑入腐败泥淖的原因之一。这些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自恃有背景、有靠山，有特别的人脉关系，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有人说情、庇护。有的认为自己政绩突出，功劳很大，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即使犯点错误，组织上也不会予以追究。有的认为离开了自己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各项事业就不会很好发展，就算有点问题，组织上也会“投鼠忌器”，因为工作需要也会容忍迁就。一些公职人员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错误的想法，才有恃无恐、居功自大、为所欲为、不加收敛，在贪腐的路上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的“明星官员”蒋国星在剖析自己走上贪腐道路的原因时认为有恃无恐心理是重要原因。他在忏悔书中写道：“工作过程中结交了省级领导，认为他们就是我的靠山、保护神。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站出来为我讲话的。这种想法让我有些有恃无恐。”

　　心理特权

　　个体在潜意识里普遍有一种要享受特权的心理，总觉得自己应该比他人拥有更多的资源，而不管这些是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心理特权是指一种感到有权利获得优待、被豁免社会责任的稳定而普遍的主观信念或知觉，它影响着人们一系列心理与行为，让个体产生过高的期望。已有研究表明，心理特权会降低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对组织的忠诚度，也会使个体更倾向于做出自私行为。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发现，心理特权水平高的公司领导觉得自己应该拿到高额的薪酬和奖金，可能会通过不恰当甚至非法的途径来达到该目的，做出过度自我为中心的行为和腐败行为。多项研究一致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心理特权水平就越高。剖析腐败而受到查处的公职人员典型案例，不难发现，这些腐败分子普遍具有较高的心理特权水平，总觉得自己在各方面应该获得更高的待遇，享有更好的生活。一些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正是在追求“更高的待遇”“更好的生活”中迷失方向滑入腐败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