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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农民工生存现状:约2亿多人未真正融入城镇

来源:大众网济南站   作者:   2013-11-28 17:35:00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3%,但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仅35%,中间的数字缺口就是2亿多没能真正融入城镇的农民工。为了真实记录这个巨大“沉默群体”的生存状态、所想所盼,《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设计了一个样本调查,随机选取了河南省淮阳县四通镇叶老家村,对部分打工者进行了跨越六个省市的寻访。

  追访叶老家村打工农民

  农民工的百态人生以及对社会的期盼和诉求,警示我们要把亿万农民工生存现状、精神归属作为关注重点,在新一轮改革中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3%,但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仅35%,中间的数字缺口就是2亿多没能真正融入城镇的农民工。为了真实记录这个巨大“沉默群体”的生存状态、所想所盼,《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设计了一个样本调查,随机选取了河南省淮阳县四通镇叶老家村,对部分打工者进行了跨越六个省市的寻访。

  叶老家村是农业大省河南淮阳县四通镇的一个普通乡村,人口3000多,人均耕地1.3亩,全村劳动力1600人,外出打工的超过800人。20多年来,叶老家村打工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们西到新疆种地,东到山东打鱼,南到广东办厂,北到内蒙古当厨师。

  近日,本刊记者在这个村蹲点调查,并沿着这个村打工者的足迹,深入广东、内蒙古、浙江以及北京、天津等6省区市,行程万余里,与22位农民工促膝交谈,目睹他们艰辛打工生活的种种遭遇,倾听他们长久压抑的胸中积怨,感受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和梦想。

  通过对他们经历的了解、内心的走入,本刊记者深深感受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这一代农民工不能只是城市的暂住者和过客,而应被当作城镇化的主体来对待,国家应从战略层面考虑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及早作出全面的制度安排。

  张君:拆迁拆掉的是房,也拆掉了我们的业

  张爱荣老太太今年78岁,两个儿子都在北京打工,老人和大儿媳妇带着两个孙女靠种4亩多地艰难谋生。提起大儿子张君,老人掩饰不住内心失望:“在外20多年了,家里没花过他的钱。”

  告别张老太太,本刊记者来到北京大兴区罗旗营村,在回迁楼工程前的一个路口见到了张君。红色的安全帽下一张圆圆的笑脸,明亮的眼睛中透着一股灵气,与老母亲“不成器”的埋怨形成反差。

  “我出来打工24年了,从建筑工人起头,奋斗成饭馆老板,再退到建筑工人,算是努力了,就是运气差一点。”张君说。1989年,17岁的张君来到北京当建筑工人,虽然每月能挣150元,但更期望找个靠技术吃饭的工作。从1990年起,他到北京一家餐馆学徒,聪明好学的他很快在餐厅当了大厨,每月能拿1800元。

  “我琢磨着自己干怎么也能多挣点。”1998年,张君用打工积攒的4万多元,在昌平区开了一家饭馆。虽然只有60多平方米,但生意很好,可干了一年多,因为拆迁,小餐馆被迫关闭。

  张君的第二家餐馆很快在朝阳区开张了。图房租便宜,他找的仍是平房,可生意刚刚好起来却又面临拆迁。由于拆迁限期紧,餐馆装修投入大却没得补偿。接着,张君又搬到西直门开了第三家餐馆,不到一年又遭遇拆迁。4年3家餐馆被拆迁,心灰意冷的张君把餐馆家当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不得不再次走上打工路。

  说起过去的遭遇张君很无奈。“我有两个在饭店一起当学徒的朋友跟我命运一样,来自河北张家口的老孙5次开餐馆5次遭遇拆迁,最后落魄到在工地门口推着三轮卖凉菜。”

  张君说:“折迁改造后,北京的楼更高了,但一个小门面租金每年都得十多万元,开饭馆门槛也高了。拆迁拆的是房,也拆掉了我们的业。”2003年之后,张君又在北京包过厨,还到秦皇岛卖过糖炒栗子,又到郑州卖过烤鸡,但都没挣到钱。

  “我不是学习不好才出来打工的,刚出来的时候,我想的都是干一番事业回报家乡,比如挣了钱给家里修条路。”说起自己的创业梦,张君虽有遗憾但雄心仍在。屡遭挫折的他仍然坚信:“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只要勤劳,就有财富。”

  张立新:雪上加霜的丧子之痛

  离开仅仅2年多,健康聪明的儿子就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张立新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今年6月6日,张立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文超在医院快不行了,快来看看吧!”带着妻子和弟弟张新政,他们连夜坐火车赶往杭州。

  当不到16周岁的儿子张文超决意外出打工时,父亲张立新虽有些不舍,但还是同意了。经老乡介绍,张文超来杭州市一家4S店搞汽车维修。在杭州一家医院里,他们见到了正在抢救中的儿子张文超。据工友介绍,文超是冒着高温躺在汽车底盘下修车时晕倒的,被发现时没啥知觉,像个植物人。几天后,张文超去世。

  “抢救总共花了9.5万元,4S店只垫付了4.5万元,医院说不补齐欠款就不让拉走尸体。可我们都是农民,上哪弄5万元?医院提出一个方案,如果家属签署器官捐献协议,可以抵偿医疗费。没有办法,我哥只能签了协议,卖掉儿子器官还债。”张新政哭着说。

  孩子不明不白死了,总得有个说法。可“讨说法”路上碰到的都是冰冷面孔。在死亡原因上,双方存在巨大争议。4S店坚称文超是突发疾病;可张立新认为儿子身体很好,并无大病史,可能是意外死亡。医院的死亡原因分析也措辞模糊:“考虑可能是自身原因”。

  在赔偿数额上。“我们提出赔偿69万,但4S店只出35万,后来又压到20万。可当我们打算同意时,谈判的范经理又称做不了主,由律师负责谈判,再次将赔偿数额压到6.7万元。”张新政说。

  7月中旬,本刊记者费尽曲折在杭州一个工地的毛坯房里见到了张立新夫妇,此时这对夫妇精神恍惚。张新政说,在处理后事的一个多月中,我们先后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信访局,拱墅区劳动局,4S店所在辖区派出所反映情况。“有的部门做个记录就没了回声,有的部门过问了。4S店的老板话说得很好,愿意和我们谈,但就是拖着我们。老板看出来我们经济上撑不多久,想拖时间少赔钱。”

  由于拖不起,想尽早拿到赔偿款回家,张立新两口只好天天缠着4S店的代理律师,律师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后来律师报了警,张立新夫妇还被带进派出所。因为身体虚弱,张立新的妻子曾3次晕倒在杭州街头,内心绝望,她曾去跳西湖,幸而被好心的群众救下。

  张怀忠:任何保障也抵不了这四亩地

  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不知道今后归属在何处,是本刊记者采访这些农民工的突出感受。无论是事业有成的成功者,还是饱尝艰辛苦苦挣扎的打工仔,都对未来表现出不确定性和迷茫感。

  经过13年打拼,今年31岁的张怀忠已是广东东莞一家小型电子厂厂主,年产值超千万元。但问起未来打算,他依然一脸迷茫:“我的想法就是跟着市场行情走,行情不好就早退休。但退到哪里,不知道。我虽然已在郑州买了房子,但不一定去郑州,买房主要是让血汗钱保值。”

  张怀忠说:“我家里有4亩多地,单靠种地生活困难,但任何保障也抵不了这4亩地。”张怀忠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忧心忡忡:“我们最怕不平等竞争,中国的大企业太大了,小企业活路窄。2008年办厂以来,我没从银行贷到一分钱,想办个信用卡,因为是外地人都办不了。”

  20多位打工者中有6人算是“成功者”,拥有在中等甚至大城市买房的能力,其中4人买了汽车。但“打工有成”的他们内心世界却漂泊不定。2009年,张怀忠的哥哥在天津一个工地摔伤去世,留下嫂子带个三个未成年的侄子;父亲也因抑郁得了癌症。虽然创业有成,但老家仍让他撕心裂肺地牵挂。张怀忠说:“过春节时就想回家,一千多公里,路上再堵也回去。开20多个小时,只在服务区休息一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生产总值增加超百倍,城市面积扩大近8倍,但城镇化率只增加不到2倍,大约有2亿多农民工没能真正融入城镇。这个巨大“沉默群体”缺乏归属感的现状令人忧虑。

  农民工群体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年纪大一些的渴望落叶归根,但多年的城市洗礼又使他们不能适应落后的乡村生活。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巨大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如果不能顺势而为采取得力措施,打消他们城市“过客”心理,解决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安居乐业问题,新型城镇化的红利将无法释放。

  张瑞平:考上大学,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

  ——张家乐:妈,我是乐,您和爸在那边注意饮食,别太累着自己,我在家里很听话,别担心我,今天(抓)的爬蚱(蝉)又卖了二十几块,高兴不?

  ——妈妈:我和你爸老是觉得对不住你姐弟俩,给你们的关心和照顾太少。我们也是没办法,谁不想和自己的宝贝在一起?

  ——张瑞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我们姐弟俩共同送给您的诗。

  ——妈妈:瑞、乐,我下班刚回来看到了你的信息,心里很感动。其实这首诗应该送给你奶奶。

  一见到本刊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打工的张运生的妻子谢慧敏,就把珍藏的短信拿给记者看,“孩子给我发的短信,我全都留着。”谢慧敏说,我们老在外地打工别提有多思念了。

  对于长期离别之痛,叶老家的村民们拙于表达,他们把思念当成了习惯,或许只能通过遗忘才能减轻伤痛。当本刊记者走进叶老家村时,看到的基本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

  叩开叶老家村张运生的家门时,他13岁的大女儿张瑞平正伏在院子里的圆桌上预习功课,10岁的儿子张家乐在家里午休。大铁门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张瑞平说,她想通过这句话勉励自己,考上好大学,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

  亲情的欠账是叶老家村打工者内心最痛的痛点。即便如此,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无论是日子过得舒服的老板和生活困难的打工者,都在刻意克制着这种对于亲人的思念。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农民工的精神世界是被遗忘的角落。随着新一代农民工走进城市,随着现代文明对农民工群体的熏陶,农民工们的精神追求日益丰富多彩,他们的情感迸发日益浓烈。农民工的情感世界涉及人口迁徙的自由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诸多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统一的大政策拆墙破壁,公共财政拿出真金白银,通过城镇化建设破解这一时代难题。记者 林嵬 王军伟 张舒宁 毛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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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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