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十多岁的韩新民来说，还有一个多月就要结束的2015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为自己做主，离开工作了十余年的法院。

　　韩新民原是我省中部一基层法院法官，从事民事审判工作十余年。一个月前，他在家人仍没有完全同意的情况下递交了辞职信，“家人希望你稳定，有保障，但不知道你压力有多大。”如今韩新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开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本报记者马云云

　　一上班就有人在外闹，咋办案

　　“案子太多，太累了”，这句话像是挂在了韩新民的嘴边，当法官期间，办公桌上摆满材料，白天开庭、接听当事人电话，晚上哄完孩子写判决，很难休一个完整的周末，去年只休了两天的假。尤其实行立案登记制后，案件数量有所增加，到7月，他今年已经审理了一百多起。

　　在基层法院，像他这样的情况十分普遍，法官普遍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一基层法院近四年年平均结案数为8000多件，而一线法官只有三四十个人，年人均办案多达两百多件，甚至有的法官平均一天就要审结一个案子。

　　数量多，还要保证较高的服判息诉率和较低的发改率。尤其中央提出探索建立突出法官、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自己办的案子要自己负责，这更是给法官们上了又一道“紧箍”。但现实问题是，人们在对法治寄予厚望的同时，对司法的认同感却普遍不强，使法官的尊荣感因此下降。

　　“打官司必然有输赢，但有些人输了官司就来闹，常年堵在法院门口不走，有的常年上访，一上班就有人在外面嚷着你办案不行，能好受吗？”而且，有人投诉法官就得写报告，这相当耗费精力，“一份报告的时间能写五份判决书了。”

　　帮不了忙别人说你“不怎么样”

　　“案子之外，还有各种考核，有时综合部门也会给业务庭任务”，这让韩新民经常感到十分疲惫。

　　与此同时，案外因素干扰也常常让他苦恼。“亲戚朋友叫你去吃饭你去不去？托你办事你办不办？办不了人家背后还说你这人不怎么样。”就在他辞职前不久，一起案件的原被告双方都通过关系找到他，“我听谁的？最终肯定按法律办，但有一方就不满意”。如今，社会对法官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约束包括法官的社会交往活动，“法官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的确更应当严于律己，洁身自好”，但他觉得一些行为规范对工作之外的要求太多，自己的圈子越来越小，“我就是个普通人，也要和家人朋友一起吃饭、玩一玩”。

　　“法官只想一心把案子办好，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职业保障，让法官全心全意搞业务，那么也会好一些，可是这块现在做不到。”

　　“以前是主宾，现在不这样了”

　　“不干了”，这话韩新民喊了很多年，如今真辞了职，同事们倒是有些惊讶。“和我一样喊着要辞的人还有好几个，之前有的差点辞成了，又被家人劝了回去”。

　　韩新民的家人也不同意他辞，让他找朋友们再商量商量，“保守地说体制内很好，开放地说要走趁早，思来想去，里面有里面的好，外面有外面的好，就看你要什么”。

　　他给自己做主，辞了做律师。现在他仍在角色转换的适应期，“像小学生一样重新开始学”，尽管常年与律师打交道，现在才真正开始熟悉这份职业。“比如我原来从不知道律师们已经用技术手段把法官们都研究得那么细致、透彻。”

　　“律师思维还没有树立好”，他说，要学会如何与当事人打交道、将无形的劳动有形化，办不了的事情要想办法解释好。

　　更重要的转变是身份上的。“以前当法官，老板请你吃饭一般要把你安排在主宾位置上，现在请你就不会这样”。而在外人眼里，他又和普通律师不同，“你当过法官，别人的期望值就更高”，这样的期望也让韩新民不得不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