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马同槽”士林传奇

　　2021-11-14来源：大众日报 07版

　　□ 本报记者 卢昱

　　1950年，山大历史系人才济济，名流云集，是当时国内综合性大学历史系中实力最强之一。其中，尤以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为代表的八位教授，浃洽于时而引领学术潮流，并由此形成“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并重的学风，奠定了山大“文史见长”的办学传统，“八马同槽”亦成士林传奇。

　　“北大是母校，但我更愿去山大”

　　关于“八马”，有不同版本。因“八大教授”中，杨向奎为二级教授，其他人皆为三级教授，而吴大琨为三级教授，一说“八大教授”中应该有吴大琨教授，而杨向奎因级别较高，不在此列。

　　抛弃纷争，“八马”或许只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人才济济的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队伍。细数“八马”之外的那些“骏马”，令人不禁叹服——历史系的骏马太多了。当时及之后，至少还有吴大琨、许思园、华山、卢振华、莫东寅、袁寿椿、韩连琪、孙思白、蒋捷夫等名教授……

　　“八马”中，领衔人物是杨向奎。1946年，山东大学在停办8年后筹备复校。杨向奎此时接受校长赵太侔的邀请，到山东大学任教。

　　“1946年秋我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47年起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京，傅先生（傅斯年）问我下学期打算到哪儿去，他负责介绍，我说想去青岛山东大学，这还是1937年我路过青岛时的好印象，使我想去。后来他和杨振声先生介绍我到山大，一教教了10年。北大是我的母校，我曾住了七八年，有深厚的感情，我愿意留下；但我更愿意去山大，在山大10年，正是我青壮年时期，我认为那10年我没有空过。”杨向奎曾在《忆往》一文中如是回忆。

　　1952年6月7日，文学院院长吴富恒改任教务长，杨向奎接替吴担任文学院院长，同时继续兼任历史系主任。此后直到1956年离鲁进京，前后十年间山东大学文史学科的发展，杨向奎是主要擘划者之一。

　　当时的大环境，赋予了杨向奎施展拳脚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初期，名教授们像萧涤非老师写的那句诗‘自从解放后，喜看头上天’，道出了老师们共同的心声。我在1949年秋进入山大时，看到老师们个个喜气洋洋，喜悦使他们变得年轻甚至天真了。在全校和各院系的文艺演出中，大名鼎鼎的中老年教授常常和同学们同台演出。我至今还记得史学家杨向奎教授曾在联欢会上忘情地摇晃着脑袋清唱奚派京剧。”山大校友孟嘉曾回忆道。

　　骅骝长嘶，南北共鸣。以“师承”而言，“八马”之中张维华、杨向奎、童书业是顾颉刚的门人；赵俪生虽是清华出身，学术上所受影响却源自北大。至于陈同燮，尽管出身南开，且专治西洋史，与其他诸人无渊源，但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在北大任教（也就是杨、张、赵在北京求学的同时），所以大致可算北大这一系。南方三人，郑鹤声、黄云眉则受“南高学风”影响，与近现代史学先驱柳诒徵有深厚渊源，王仲荦是章太炎的及门弟子，治史的路数也是沿东南学术而下，又与柳诒徵也有往还。

　　“山大历史系最辉煌的时代”

　　“‘八马同槽’时代，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山大历史系最辉煌的时代。这样说不晓得其后历史系同仁们会不会有意见，这仅是我个人的感受。我入学时，这八位教授都是正当盛年，想来大多是四五十岁，赵先生最年轻，不过三十几岁，系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息，教授们经常有新观点的论文发表。”1952年秋入学、1956年夏毕业的山大校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曾撰文道。

　　当时，教授们生活上很朴素。穿的大部分是蓝布中山装、布鞋，冬天个别还穿长袍，如张先生、童先生。“穿着最讲究的是杨先生，平时多为呢质中山装，冬天外加开司米大衣，拿出来的手绢多为丝质的。我们学生在背后说，师母对杨先生照顾得最好。最不讲究的是童先生，一件长袍长年不洗，上面什么污渍都有。我们见过童师母，十分爱整洁，但童先生的生活习惯如此，师母也实在没有办法。”邹逸麟回忆说。

　　童书业生活不拘小节，传道受业却严谨细致。他曾说自己有“三严精神”：一、严格对待承诺。决不轻易作出承诺，一旦许下诺言就务必兑现，决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或个别情况发生；二、严格的读书计划和遵守时间。当天的事当天做完，风雨无阻，日以继夜，决不允许拖到第二天；三、严格遵守上课时间，杜绝压堂现象。他上课从不带笔记讲义等东西，都是徒手而来，即席发挥，但又逻辑缜密，有条不紊。更为奇特之处，每当他讲完一个大段落，宣布这堂课结束时，下课的钟声也总是同时或在一两分钟内响起。其时间之准确，令人为之咋舌。

　　当时学校没有新建教师宿舍，住的多是学校周围原有的住房，由于入校时间不一，所以住房条件也好坏不一。郑先生住的是原有的小洋楼（一层），住房算是宽敞，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都是些从学校领来的床、桌、椅。他藏书极多，听说有5万册，大部分还是线装书，可惜只有少数放上书架，其余都是装在肥皂箱里累叠起来，使用极为不便。

　　“1987年我去青岛游玩，专门去郑先生家探望，那时他已生病卧床，虽然已迁入新建的宿舍楼，但书大多还是用肥皂箱累叠着。”邹逸麟回忆，陈同燮先生很怪，他老家在天津，不肯带家属来青岛，一个人住在一间平房里，自己做饭。“每到周日，陈同燮先生便邀请同学们到郊区去玩。有一天，他带我们去游五号炮台。面对大海，遥望当年五百壮士英勇赴死的田横岛，他要求同学们每人作诗一首，然后评出一二三等奖。奖品是他出钱，买花生给大家吃。一等、二等奖的同学只管吃，三等奖的同学要受罚——跑腿去买花生。”山大校友、墨子研究专家张知寒曾回忆道。

　　“矢志十年赶上童教授”

　　当时山大历史系开设的课程丰富多彩。在邹逸麟的印象中，讲课讲得最精彩的是张维华和赵俪生两位先生。张先生讲课底气足，声音响亮，一口山东普通话，乡音很重，上课时嘴上香烟不断，一支接着一支，一进课堂，就不必再用火柴；烟灰落在前胸，也不掸去，思想高度集中；赵先生有一副男中音好嗓子，声音洪亮宽广，抑扬顿挫，十分悦耳。他上课时全身心投入，在讲台上走来走去，写板书时非常用力，经常将粉笔蹩断。一门讲来比较枯燥的哲学思想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他讲得十分生动有趣，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不知不觉中下课铃响了，仍意犹未尽。

　　邹逸麟回忆说，杨向奎先生的思想史课比较深，有时还联系到一些哲学和物理学问题，五十年代考文科的往往是数理化比较差的（个别的例外），所以听下来一知半解。因为他是系主任，对他有点怕，所以下课后，复习上所花的时间比其他课多。

　　很多山大校友都曾被童书业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折服。当时，童先生过目不忘的本领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曾对此作过测试，随意地翻出《尚书》中的一页，任意地读一句，他马上可以接着背诵下去。在他四十多岁时，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当时曾流传着这样几句歌谣，“腰酸背斜肌肤瘦，长夜攻读至白昼。问君何苦自折磨？矢志十年赶上童教授。”

　　“童先生上课不带片纸，第几章第几节，大一二三，小（一）（二）（三），条理十分清楚。我们学生有时很坏，课间休息时，有意问他第几节第几点的标题是什么，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丝毫不差。大家都十分惊讶，他竟有如此好的记忆力。”邹逸麟回忆道。

　　童书业还是京剧迷，他一般会去听小剧院的戏。看戏时，他厌烦老生和旦角的唱工戏，每当慢三眼、慢四平或反二黄慢板时，便到吸烟室去休息。等武打戏一上场，如《龙潭鲍骆》《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他便高兴极了，神采奕奕，并且在戏散回家的路上，他一定告诉同行者，听了这样的戏，精神得到恢复，翌日第一堂课一定讲得特别精彩。“他甚至约请我专门去听他那一堂课。有时，联系起‘龙潭鲍骆’和‘杨香武’，他能谈出一系列宋、元、明、清的社会礼俗，一直谈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他高声放肆地讲着，简直是意气风发。”同为戏迷的赵俪生曾撰文道。

　　陈同燮先生有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声音浑厚，讲课一句连一句，没有一句废话，一字不漏记下来，就是一份很好的讲义；王仲荦先生上课习惯右手插在裤袋里，脸上抬朝着天花板，娓娓道来，课程中提到不少的史料。“当时未曾领会，后来读了他所著《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才知道他治学之深。他送我的《北周地理志》，因为工作关系，翻了几十年，书都烂了。他上课一口浙东普通话，我是宁波人，听起来很亲切，而北方同学往往听不清楚。”邹逸麟说。

　　郑鹤声先生一口浙东普通话，而他开的课又是枯燥的史部目录学，课堂上尽是抄书目，学生们感觉很累。“他又是近代史专家，可惜我在校时，他未曾为我们开过近代史课。四年级写毕业论文时，他是我的指导老师，指导我写有关洋务运动的论文。”邹逸麟说。

　　“八马”盛名

　　与《文史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反观历史，“八马”在学界的巨大影响力，与《文史哲》的创办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山大校长华岗牵头创办了《文史哲》杂志，杨向奎担任首任主编。在华校长的带领下，文史两系的教授们积极写稿，参与编、审、校、发行，不拿稿酬。刊物很快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从1953年起正式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据统计，“八马”前后在《文史哲》发表了185篇质量极高的学术论文。

　　“《文史哲》几乎每期都有历史系教授发表的论文，这对我们年轻学生（当时尚无研究生）是很大的激励。虽然当时大家水平极低，史学入门都谈不上，但心目中已经萌生了将来要搞学术、写论文的欲望，这与当时国内一些比较保守的高校里有些老教授不让年轻人过早发表论文的风气有所不同。”邹逸麟回忆道，以“八马”为主力的历史系教师们开风气之先，耳濡目染地影响着学生们。

　　八位教授不仅讲课各有特色，学术研究也十分突出。黄云眉本是浙东史学鼻祖黄梨洲的后人，理路也从此一脉。清代浙东史学重实际、重气节的学风对他的影响很大。“黄先生的明史考证，在校时已有闻知，到毕业后多年才见其书，完全是乾嘉学派的遗风，潜心数十年做这样的考证，如今恐怕是后继无人了。”邹逸麟感叹道。

　　郑鹤声先生学问面广，三四十年代在国立编译馆时，已是国内著名目录学专家，还专长中国近代史、中西交通史，特别是对郑和下西洋有专门著作。王仲荦先生对中国史中古一段用力甚深，不仅有两部断代史著作，《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更是他数十年悉心之作，至今仍是研究北朝史的主要参考书。

　　“在校时听说张维华先生曾在齐鲁大学开过秦汉史，我在山大的四年里，他没有开过秦汉史，只读过他的《明史法郎机等四传》的注释和长城沿革考，才知张先生的学问面很广，几乎涉及整部中国通史。”邹逸麟说，赵先生知识面、兴趣面也广，高校历史系里的农民战争史、土地制度史，他是最早开创者之一。“他告诉我们，‘顾炎武研究’是他最早的学问底子，他晚年还钻研先秦史、中西交通史，雄心不已。”

　　“童先生的学问，我在校时知道他是春秋史专家，毕业后才知道他早年也是曾搞过沿革地理，竟有同行之谊，心中十分高兴，以后又读过他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史》《心理学》，还有关于中国古代绘画史、先秦经典的著作，惊讶童先生这么瘦弱的身体，肚子里竟有这么多学问，真非常人也。”邹逸麟评价道。

　　杨向奎认为，研究哲学而不懂宇宙、时空等问题，不可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他的治学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学术领域。杨向奎在学术研究上最主要的贡献，是对基础科学的分类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学科的交叉运用和相互借鉴。“杨向奎先生的学问艰深，他的古代礼制的专著和有关墨子自然科学的论著，我实在看不懂。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去他府上拜访，我说杨先生您数学这么好，当年为什么不搞自然科学。他说年轻时对历史学有兴趣。据我所知我国老一辈史学家里如此兼通文理的很少，他真是一位奇才。”邹逸麟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