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航：鲁绣的源与流_文化休闲

　　（作者：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殷航）

　　一、传统鲁绣的形成

　　在中国刺绣长达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出现过很多地方绣种，鲁绣曾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绣种。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不同时期的地域文化和纺织技术水平是形成刺绣风格的重要方面和鲜明指标；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信仰风俗、文化圈趣味是解读刺绣艺术符号意蕴的深层背景；针线背后蕴藏着的技术文化，更体现出技术水平和艺术境界之间的联系,刺绣文化成为地域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鲁绣亦如此，它是在齐鲁大地比较稳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构筑的劳动者的精神世界，鲁绣的工艺技术成为这种精神的载体，由此形成的艺术性和文化内涵成为鲁绣区别于其他地方刺绣的显著特征。

　　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社会性质的变革对鲁绣文化的影响深远。鲁绣流传至今，它的文化源流与形成受到外来因素和本土因素的双重作用和影响。尤其与山东地区独特的生态环境、气候地理条件、人文环境和理念包括“朴鲁淳直、崇尚礼仪”的民俗民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喜好和推崇以及因社会形态变革而形成的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

　　1、山东人最早驯养桑蚕

　　早在5500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山东地区的古人历史上称作东夷人。东夷人在狩猎和采集果实时，发现了既纤长又耐用的野茧丝。这种野茧丝不仅可以做成各种捕鸟丝和渔网，运用在东夷人的日常狩猎中使用，更可以做成丝绵供给人们驱寒避暖。东夷人从那个时候便开始驯养野桑蚕，成为了历史上最早开始驯养野桑蚕的民族。

　　（1）历史记载及神话传说

　　《左传昭十七年》“郯予日……我高祖少睥攀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九扈为九农正。”东夷人以鸟为图腾，其主管农事的九种农官皆为鸟名。孔疏引汉代贾逵之说“……棘扈窃丹，为果驱鸟者也。桑扈窃脂，为蚕驱雀者也。”从少埠氏设立专门驱赶鸟雀的官员来看，说明当时的养蚕主要是野外饲养的方式，且养蚕活动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例很高。或是养蚕的场所比较寒酸，鸟雀可以轻松出入其中吃蚕。少嗥《辞海》中说“古帝……修太嗥之法，故日少嗥。以金德王，故日金天氏。邑于穷桑，又号穷桑氏……都曲阜。”穷桑，即满地皆为桑林。曲阜位于《禹贡》上说的“桑土既蚕”的兖州以东，即是哀十四年“西狩获麟”的大野之泽，太睥经常出现在这些区域内活动。显而易见，少嗥在这里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人民养蚕，确实与太睥氏在这里发明绎茧为丝有着密切的关联。^[1]

　　《拾遗记》记载：“穷桑者，西海之滨”，西海便是指今天的渤海。可见在洪荒时代，渤海边有着无边无际的桑林。当时生活在这里的东夷人，看着茂密且一望无际的桑林，穿过这片桑林便是大海，这一景象难免会给这里的东夷人心里添加许多神秘的色彩，更使他们对桑林产生浓厚的敬畏感。

　　（2）山东具有发展蚕丝的自然条件

　　蚕丝业不仅仅只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想持续发展蚕丝业光是具有桑林和野蚕资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具备了桑林和野蚕资源之后要有适合桑林生长的环境和适合野蚕成长的气候条件。

　　根据对山东地区植被孢粉的考古分析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表明距今6000—5500年，山东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气温高出现在4—5摄氏度，降雨较目前多，森林茂密，湖沼交错，水域面积较大。距今5000——4500年，气候温和略干，气温略有下降，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气候变化不大，这样的气候条件非常符合养蚕的需要。在古人缺乏病原微生物知识和饲养条件极为低下的情况下，只有合适的气候条件，才会较少有蚕病发生，这对人工驯养家蚕极为重要。

　　温暖、湿润、稳定的气候条件也促使这里的先民不需要厚重的衣物，轻薄透气的蚕丝非常符合人们的着装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人工养蚕的步伐。

　　（3）山东具有发展蚕丝业的文化条件

　　因为蚕丝业是一种综合技艺和文化，所以发展蚕丝业就必须要有丰富的智慧和发达的古文化基础。从距今8300年的山东淄博后李文化开始，先后产生了距今约7300年的山东济宁辛北文化、距今约6500年的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距今约4500年的山东章丘龙山文化、距今约3900年的山东平度岳石文化，都是生活在山东地区的东夷人所创造的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其中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构成了山东鲁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

　　●北辛文化。北辛文化（公元前7300年~前6300年）是我国黄河下游一种原始社会早期的文化，其主要分布于泰沂山系南、北两侧一带，包括了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省大部分地区。因该文化以滕县北辛遗址最为典型，遂重新定名为北辛文化。北辛时期的经济以农业为主，遗址出土了配套齐全的农耕工具和粟类颗粒。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骨、角、牙、蚌器十分发达，制作工艺以磨制为主。北辛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我们的祖先在七八千年前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更为中华东方文明找到了渊源。北辛文化出土文物如图2-1所示。

图2-1 北辛文化出土文物^[2]

资料来源：北辛文化[EB/OL]. http://www.tztbzx.com/newsview.asp?id=3056.

　　●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距今4200年~2600年前）是我国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文化形态。其主要分布在以泰山地区为中心的山东中南部、江苏北部的淮北地区，到了晚期其遗址的分布更广，东起黄海之滨，西到河南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淮北，安徽北部、河南中部也有受到该文化影响的遗存发现。因其遗址首先在大汶口发现，故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主要种植的是粟。另外渔猎和采集经济在社会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从一些遗址中发现有大汶口文化时代留下的用动物骨骼制成的各种手工工具。在大汶口文化遗址里，曾发现在女性随葬品里有纺轮，这证明当时的妇女已经开始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1958年，我国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3700—前3100年（大汶口时期）的丝绸织品（图2-2所示），无疑证明了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养蚕和丝绸工艺的国家。

图2-2 大汶口文化出土丝绸织品^[3]

资料来源：中国丝绸博物馆[EB/OL]. http://www.chinasilkmuseum.com/activities/detail_176.html.

　　●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因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龙山街道而得名。

　　其中位于临淄路山公社与朱台公社交界处的新石器时期的龙山文化遗址1中，出土了大量的纺轮、骨针和骨梭，可以推测，龙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时期农业和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均大幅增长。龙山文化以盛产薄、硬、光、黑的陶器，尤其是蛋壳黑陶最具特色，所以也叫它“黑陶文化”。在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平纹织物的麻布残痕，但织物较粗，由此说明：新石器时期，这一地区的人们已经能够采摘野蚕，纺出丝线，织出最早的丝织物，并学会缝制衣物，但都是平纹素织，没有花纹，于是原始氏族将本来画在身上代表图腾符号、辨别血缘标记以及此文化时期盛行的用占卜巫术祛病等意义的图案画到了衣服上，纹衣成为原始纹身的延续。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习俗建立起来以后，它所包含的趋利避害、巫术图腾的本意在逐渐消失，衣物装饰的意义不断增强。可见，山东地区的刺绣起源于原始画绘。

图2-3 龙山文化出土文物^[4]

资料来源：龙山文化[EB/OL].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2365/8072153.htm.

　　从以上古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精致美丽的文物可以看得出来，东夷人起码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文明的古族团。可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媲美。大野一带（今山东省巨野县、嘉祥县一带）是东夷人定居的地方，七八千年以前这里一片繁荣景象，同样古文明也很发达，造字的伏羲、著名女首领华胥氏等都是在这里产生的古圣先贤。

　　山东因为符合上述种种养蚕的条件，所以成为我国重要的蚕业的发源地。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良好的蚕业发展基础，山东后来成为了全国的丝织业和刺绣业中心。

　　2、山东成为全国丝织中心

　　（1）先秦时期丝织业的发展

　　进入奴隶社会时期，相传成书于夏代的农书《夏小正》中有描写包括山东南部在内的淮海地区植桑业情况的记载：“三月摄桑，委扬”、“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其意是说整理桑树，去掉其扬出的枝条，使其健康成长，并已开始育蚕。1966年，在山东益都（今青州市）苏埠屯的殷代殉人墓中，发现了形态逼真的玉蚕，其长3.2厘米，为白玉，这说明在当时蚕业备受重视，雕刻的玉蚕已作为高级装饰艺术品出现在奴隶主贵族的日常生活中。另据《尚书·禹贡》记载，在夏商时期，山东淄博地区就将蚕丝等物作为地方贡品向国家缴纳。史书记载殷纣王的妃子妲己好听裂缯声，纣王就派人专门裂缯^①给它听，说明当时的丝织品数量和种类都很多。在《太公六韬》^②中更有这样的描述：“夏桀，殷纣之时妇人锦绣纹绮之座食，衣以绫纨，常三百人”，如果描述属实，可知在夏商时丝织技术大有发展，丝织品种也较多。但此时还不能织出显著的花纹，主要有纱、绫、纨、绢等平素织物和少量具有素色提花工艺、主要依靠绣和纹进行装饰的绮。

　　这时期的刺绣技术是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革而发展的。夏商时期，社会结构形成了奴隶主贵族和奴隶的两大对立阶级，在这些平素织物上画绘出彩色的花纹不仅起到装饰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成为宗教、伦理的外化形态，成为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述；另一方面是直接用来别上下、明贵贱，表征地位尊卑，强化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具有政治辅助工具的作用。但画绘的纹样时间久了容易剥落损坏，于是画绘结合原始缝纫技术，发明了用丝线将纹样轮廓缝缀在丝织品上，然后再加以涂染的画与绣并用的技术，这比原始画绘技术又前进了一步，是刺绣的初创阶段，也为鲁绣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山东成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是进入西周以后开始的。西周时期，山东地区的桑蚕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记载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诗歌总集的《诗经》中有许多关于桑树的诗句，如《曹凤·鸤鸠》“鸤鸠在桑”；《鲁颂·泮水》中“食我桑葚”等等，其中曹、鲁是西周封国，在今山东境内（见图2-4西周时期主要诸侯国图）。

图2-4 西周时期主要诸侯国^[5]

资料来源：中国古代疆域图[EB/OL]. http://sky-9km.blog.sohu.com/15699896.html.

　　这充分说明西周时期山东的桑蚕业非常普遍且发达。在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之M6出土的大小不一、形态生动、色泽洁白的22个玉蚕^[6]（图2-5所示）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陪葬制度盛行的时代，人们是习惯于把随身使用的工具以及生前喜爱的日用品和死者埋葬在一起，当时的人把蚕作为陪葬品足以证明蚕在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蚕业生产备受重视。

图2-5 刘台子西周墓地出土玉蚕^[7]

资料来源：“金蚕”探秘[EB/O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02cebf0101bg61.html.

　　这时期，以齐国为中心的整个山东地区的丝织体系发展最迅速。齐国是中国历史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最初是姜尚的封地（姜尚即姜子牙，公元前770年周武王晋封姜子牙为齐侯），姜尚受封到齐地（见图2-6齐国地图）后，面对“齐地负海协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的实际状况，“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记载了此事：“故太公望封于营丘，今临淄，地渴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经过治理，“邹、鲁滨洙、泗，……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形成了“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

图2-6 齐国地图^[8]

资料来源：http://wenwen.sogou.com/z/q299290007.htm.

　　良好的植桑养蚕的基础，催生了缫丝、织帛到染整加工各种丝织品的快速发展，成为当时齐国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手工业纺织生产体系。由丝织品加工成的各种衣帽鞋制品也随着“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行销各国，成为重要通商物品，形成了“齐冠带衣履天下”，成为齐国经济繁荣的优势产业。《诗经·卫风·氓》中便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卫国在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一带，说明当时山东地区已有丝织交易（见图2-7西周疆域图）

图2-7西周疆域图^[9]

资料来源：http://wenwen.sogou.com/z/q191196800.htm.

　　西周时期，以齐国为主的丝绸品种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善起来，不仅有纱、罗、缣、纨、绢、缟、縠等平素织物，还出现了继商代素色提花纹绮之后的多彩提花织物——锦，这是用两种以上彩色丝线提花的多重织物。但受技术条件的限制，丝织品的花色、纹形还未达到完善，所以这个时期织造工艺仍主要与画绘刺绣技术相互结合，染、绘、绣、织并行发展，绣工简单粗糙，这时期刺绣的主要针法是辫绣。在强调礼治、等级及宗教政治的社会中，丰富的丝织质地加上具有固定规格样式的画绘刺绣图案，反映出显著的次序感。这为鲁绣的形成提供了技术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即东周时期，是奴隶制走向分崩瓦解、封建制逐渐开始形成的重要转型期。随着西周王朝的衰微，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各个诸侯国的新型地主阶级为了在各国之间争霸，纷纷推行奖励农耕的富国政策，促进了桑植业的发展。目前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上的采桑图成为记录当时社会生产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③，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其壶身以三角云纹为界带，壶身嵌满图案，分上、中、下三层。如图2-8、2-9、2-10所示。

图2-8 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10]

资料来源：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6288826.htm.

图2-9 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剖面图^[11]

资料来源：浅议高古时期自然观的几个问题——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说开去[EB/OL]. http://bbs.sssc.cn/viewthread.php?tid=1388634&page=2.

　　图2-9的上层右侧是一组采桑的画面，篮筐挂在两棵茁壮的桑树上，妇女们有的攀爬在桠枝上采摘桑叶，有的则在下面接应传送，这说明当时的桑树树体高大，人们采桑要攀登于树上；又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所载晋文公在齐国和从者“谋于桑下”的故事表明，当时齐国已有树桑，树桑树体高达，并且桑树在齐国非常普遍，这是齐国发达的丝织业的基础。

图2-10 战国采桑宴乐射猎攻战纹铜壶剖面局部图^[12]

资料来源：哀桑[EB/OL]. http://www.sgwritings.com/59393/viewspace_32705.html.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内政改革，更加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他注重副业和工业。在齐国原有丝织业的良好基础上继续倡导植桑养蚕，发展丝织业，以此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之一。《管子·地员》记载当时齐国桑树的情况：“五粟之地，若在陵在衍，其阴其阳……其檿其桑，群木繁滋树大，桑直以长”；《管子·立政》记载此时齐国“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管仲极其重视懂得蚕桑之道和会预防治疗蚕病的人，并给这些人以免除服兵役的特权，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里可以看得出管仲十分重视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并且制定出了许多鼓励措施和硬性规定，从而扩大桑树种植面积，例如居民如果不在房屋的四周种上桑树，便会以妨碍女红为由接受制裁；种植桑树的居民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助、借贷资金等。技术好的养蚕高手更是享有免除兵役的福利。对于百姓们所产出的蚕丝、丝绸，政府不仅会去定购，也可以当做是第二货币抵扣所要缴纳的税金等政策^[13]。此外他还大力提倡丝织品的加工，如刺绣、织带、编履等，以获得更大的效益。这些措施使齐国很快成为国力最强盛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方。

　　至战国时，社会生产力因为铁质工具的普遍运用和牲畜耕地的广泛推广得到了飞速发展，农业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和发展，封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齐、鲁地区的桑植业发展更加突出，出现了一种桑树和采桑人等高，人只要立在地上就可以采摘，后世称为“地桑”。这在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采桑图中得到证实，一种桑与采桑人等高（图2-11所示），一种桑比采桑人高的多，这与前述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一样，前者可能代表“地桑”，后者代表“树桑”，这些都充分说明战国时树桑和地桑并存；另据元代王桢在《种植篇》中描述“桑种甚多，不可偏举，世所名者荆与鲁也。荆桑多椹，鲁桑少椹。叶薄而尖，其边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干条叶坚韧者皆荆之类也。叶圆厚而多津者，鲁桑也，凡枝干条叶丰腴者，皆鲁之类也，荆之类根固而心实，能久远，宜为树。鲁之类，根不固心不实，不能久远，宜为地桑。”由此得出，鲁桑即为当时的地桑，是为鲁地（鲁国）所栽培出的，故称鲁桑，这是中国最早由人工培育而成的桑树品种，故有“桑之治”之说。其特点是枝叶低矮，便于采摘和管理；叶多而嫩润，宜于饲蚕，这是古代山东人民对于蚕桑事业的一大贡献。

图2-11汉代画像石上的采桑图^[14]

资料来源：齐鲁文化—民商文化—古代最早的丝织业中心齐国＂冠带衣履天下＂[EB/OL]. http://www.zh5000.com/ZHJD/ctwh/2008-01-17/2152859018.html.

　　春秋战国时代“地桑”的栽培和推广，促进了当时山东地区育蚕事业的蓬勃发展。《礼记·祭义》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说明当时养蚕已有了专门的蚕室并使用了蚕卵育种技术。除了饲养家蚕，当时齐鲁地区还有一种野蚕，据《尚书·禹贡》记载：“海岱惟青州……厥篚檿丝。”人们开始懂得利用野蚕丝。后世根据其靠吃柞树叶生存，取名柞蚕，这是古代齐鲁人民对我国蚕桑事业的又一贡献。在《管子·山权术》中还记有：“民之通于蚕桑者，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养蚕业的提倡和对蚕病防治的重视。

　　综上所述在考古实践中得到证实，在齐故都----临淄郎家庄东周殉人墓^④(图2-12、2-13、2-14）中出土了大量蚕形饰器，有“玉髓和玛瑙制成，形如蚕，中部有穿孔，首端有撞击痕迹，器形大小有序，最大的长11．5厘米，最小的长5厘米”。在六组玉髓佩饰中，有五组是由环和蚕形饰组成的，似系挂于下身。在水晶佩饰中，有两组是有蚕形器的，它以水晶环和玉髓蚕形器为挈领和饰尾。这种组合的佩饰可能就是项链”^[15]。蚕形器装饰于身上和用于项链，足见蚕在齐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亦可反映出齐国统治者对于蚕的喜爱和对养蚕业的重视。

图2-12郎家庄村全景（由南向北摄，箭头处是一号墓）

图2-13 1972年郎家庄墓发掘现场

图2-14 郎家庄一号墓（由南向北摄，中间是主室）^[16]

　　以上三幅图资料来源：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J]．考古学报，1977(1).

　　在先进的养蚕、育蚕技术和发达的桑植业的共同作用下，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的丝织业更加迅猛的发展起来，齐国都城临淄迅速成为全国纺织业的中心。《汉书·地理志》记载以齐国临淄为中心的山东地区，能“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纨细密,坚如冰也。”“齐（济）阴之缣”、“亢父之缣”均为名产。鲁缟是当时鲁国生产的极负盛名的丝绸品种。缟是细密素白的生丝平纹织物，一般经、纬密度相差不大。《尚书·禹贡》记载：“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篚玄纤、缟”。《战国策》称：“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反映了鲁缟的薄细而密实，“齐纨鲁缟”成为当时齐鲁地区丝织品的代表。

　　《韩非子说林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而欲徙於越。或谓之日，子必穷矣。鲁人日，何也，日，屦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缡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在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在春秋时期鲁、越两地的着装观念的差异性，更能反映出鲁地的纺织业发达程度和地域文化特色。

　　另外，精于纺织刺绣的人还会被当作请盟求和，解决政治问题的优厚条件。如《左传成公二年》“楚侵及阳桥，盂孙请往贿之以执靳、执针、织纫，皆百人，公衡为质，以请盟，楚人许平。”文中的执针就是绣工，织纫就是织工，这个记载同样映射出鲁国织绣工艺发达的情况。

　　齐、鲁地区丝织业的兴盛也推动了相邻地区乃至周边各国的纺织业发展，为鲁绣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基础。在《尚书禹贡》中称古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织文即为一种锦绮。这段文字意为在古兖州一带百姓用竹筐装丝织品作为贡品，古兖州便是后世的鲁国。《禹贡》又说古青州“厥贡盐缔海物惟错”。缔，是一种细葛布，盛产于当时青州、莱芜一带；书中还提到“莱夷作牧，厥篚麇缘”，可见黄县、蓬莱沿海一带也出产丝织品。

　　上述内容可从出土文物——粘附在泥土上的丝织物的纹路和刺绣的花纹窥见一斑。齐国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发现了不少炭化的丝织品残片，这是因为该墓多次被盗掘，棺椁被焚毁，其中被烧过的丝织品，连同棺椁一起炭化，成为炭化实物被保存下来。如图2-15、2-16、2-17、2-18所示。

图2-1 5临淄郎家庄出土丝编织物1

图2-16 临淄郎家庄出土丝编织物2

图2-17 丝束残缕

图2-18 双股丝线残缕^[16]

　　以上四幅图资料来源：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J]．考古学报，1977(1).

　　山东地区丝织业的发展带动了刺绣业的兴盛。随着人类审美感的提高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刺绣不仅完全从画绣中独立出来，走向专业化，而且逐步取代了画绣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装饰美化的手段和表现形式，开始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由于这种刺绣代表了山东地区丝织业的发展水平，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就被称作“鲁绣”，此后沿袭下来。被称为“八大名绣”的鲁绣在刺绣历史的长河中崭露头脚。这从齐国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出土的一些刺绣残片中可得到证实，如图2-19所示。

图2-19 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出土的刺绣残片^[17]

　　资料来源：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J]．考古学报，1977(1).

　　墓中出土的残片是在绢地上以丝缕用锁绣（又称辫子股）针法刺绣，以二至三道并成块面花纹。因残片面积过小，纹样仅见一斑。绣工风格比较粗放疏朗，针脚长短不甚整齐。用丝也略分粗细，目的在于增强纹饰的表现力。绣花的绢地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丝48根，纬丝43根，并经碾压加工，织物不仅表面平滑，而且看不出明显的孔隙。

　　另外在临淄大夫贯战国墓中也出土了一块战国晚期的刺绣残片，如图2-20、2-21、2-22所示。

图2-20 临淄大夫贯战国墓出土刺绣1

图2-21 临淄大夫贯战国墓出土刺绣2

图2-22临淄大夫贯战国墓出土刺绣3

以上三幅图资料来源：作者2010年摄于临淄档案馆

　　这些刺绣残片依旧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辫子绣针法，不加画填彩，跟临淄郎家庄东周殉人墓出土的刺绣残片有异曲同工之处。由于残片不完整，仅能看到局部，但仍旧可以看出图案结构严谨，错落有致，有明显的几何布局，所绣花纹类似花草纹和鸟纹，在起装饰作用的同时又起到骨骼的作用。鸟纹或以龙、凤居多，身体简化，与花草纹合二为一，符合“写实形与变体形共存，数种动物或数个动物合体，动物与植物体共生，利用几何学的原理，把动物图案变形与几何骨骼结合，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刺绣纹样的重要特征”^[18]。

　　从上述出土的丝织品残片可看出，战国时齐鲁地区的丝织工艺己达到较高水平，鲁绣工艺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上层社会衣必文绣自不待言，《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对管仲说：“昔吾先君襄公……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绣……”。“文绣”是指刺绣彩色花纹的丝织品或服饰^[19]。可以看出，当时用刺绣装饰的衣物是少数统治阶级身份的象征。这一点从临淄郎家庄东周殉人墓中也得到证实。据东周殉人墓考古报告显示：此墓临近临淄故城，墓葬规模巨大，随葬品丰富，不仅有大量的丝织品、铜器、漆器、陶器、带有金质的工艺品等，还有9个殉人，根据《墨子·节葬篇》记载“天子杀殉，从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从这段记录中可以判定郎家庄东周殉人墓的墓主人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卿大夫一级的大贵族。

　　（2）秦汉时期丝织业的发展

　　秦代，随着一统天下的形成，社会形态由奴隶社会进入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至汉代，汉承秦制，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措施，特别是铁制工具和牛耕的普遍推广，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更为手工业，尤其是丝织业的兴盛创造了条件。

　　秦朝鼓励“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提倡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至汉代，丝织业是在继承前朝丝织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起来的，所以齐郡临淄（山东临淄）依旧保持着它丝织业中心的地位。这时期，山东地区的桑树的品种仍以枝叶低矮，叶多而嫩润的鲁桑为主，种植千亩桑田的人的收入可与千户侯相等；各种养蚕的器具比前代更加完善，蚕箔、蚕槌、蚕簇、蚕盘、蚕网都已配套；家蚕的饲养数量继续保持第一的地位，这些因素促使齐地丝织业的生产、销售呈多元化的形式，从官办到民间都极为普遍。

　　西汉时期在长安不仅设立了两个织室，还在织室内专门设立了掌管织室的负责人。除了设立了官营纺织业机构，在盛产丝绸的地方还设立了“三服官”手工工场，专门为朝廷提供需求数量庞大的丝绸服饰。据《汉书》记载，这样的“三服官”全国只有两处：一处是在临淄设立的“三服官”。《汉书·地理志》记载：“齐三服官做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规模比设在长安的东西织室毫不逊色。另一处是在距山东不远的河南陈留郡襄邑，今河南睢县。所谓三服，即“春献冠服缎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汉书元帝纪注》：“地理志日，齐冠带天下。胡公日，服官主作文绣以给衰龙之服”。颜师古注《汉书贡禹传》说“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三服官”在山东建立工厂，对于这个地方的纺织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衣必文绣”的社会背景促进了齐郡丝织、刺绣业的发达。“三服官”打破了以往单一单调的服饰品种，服饰上所绣图案精美绝伦、栩栩如生，如汉元帝时史游发写的《急救篇》说“齐国给献素缯帛，飞龙凤凰相追逐”^[20]。

　　汉代临淄地区繁荣的商业贸易，“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促使齐郡临淄的丝织业生产规模更加扩大，以满足日益增多的不同层次的丝织交换的需求，其中不仅有内需——为汉皇室、贵族提供的高档丝织品；还有为了国家安定团结之需，给少数民族的丝织品馈赠，这可以从汉武帝以后为融合匈奴而赠予丝绸的史料记载中得到证明：西汉与匈奴的往来中，西汉赠与匈奴的丝织品占相当大的数量。仅从汉宣帝甘露三年到哀帝元寿二年，共赠与匈奴丝织品五次，每次数量至少在8000匹以上，有的多达84000匹。这些丝织品中，有普通的丝织品，但更多的是大量的锦，绣、绮，縠等高级丝织品。更有通过起点都在今山东淄博周村的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如图2-23、2-24所示，满足与欧亚和南洋各国的丝织贸易之需，这可以从汉武帝以后对外丝绸贸易情况中得到证明：武帝时，汉政府与西域的关系日益密切，贸易往来也日渐频繁，汉政府多数时候会用丝绸制品和西域物资进行交换。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带去的“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可见，很多的丝织品运用在和西域的贸易往来当中。而这些出口到西域的丝织品是要能代表当时汉政府最高的纺织技艺的，这其中当然要数当时临淄的丝织品了，它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无可挑剔，又受到当时政府的大力支持。毋庸置疑，临淄成为当时出口匈奴丝织品最大的货源地，也就是丝绸之路的主要供货地^[21]。

图2-23古代丝绸之路1

图2-24 古代丝绸之路2

以上两幅图资料来源：作者2010年摄于淄博周村丝绸博物馆

　　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蚕丝生产的高产量以及丝织品的发展，上层统治阶级的生活日趋奢华，贾谊向文帝上疏陈政事说：“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以被墙，……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又有“今富者黼绣惟幄”，甚至“犬马衣文绣”；在民间，普通人家也是“衣必文绣”。家庭妇女除了自绣自用民间日用服饰品外，各大中城市均有刺绣作坊制作商品绣件出售。

　　强大的内外需求带动了刺绣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工艺技术的日臻完善，刺绣工艺不仅反映出丝织业的成熟，更是丝织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法。刺绣开始由帝王公卿的章服发展到民间，绣品美观，富于表现力。由此，形成于山东地区的刺绣经过积淀在汉代达到了它的鼎盛，遍及山东民间各地，以后就专有“鲁绣”之称。东汉王充在《论衡·程材》篇中记载：“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裹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目见之、日为之、手胛也”。由她们精心制作的高级丝织品有“冰纨、方空縠、吹絮纶”等等。“冰纨”是一种鲜明纯白的织物，“方空縠”是—种带有方格花纹的织物，“吹絮纶”是一种极为细致、轻柔的织物。除了临淄之外，山东其他地区的丝织品还有东阿的缣、亢父(今济宁)缣、曲阜的缟，秦朝宫廷中大量使用的丝织品就是“阿缟”。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曾说“阿缟之衣、锦绣之饰”。《淮南子》中曾说：“砥利剑者非以斩缡衣”，也是形容缟衣之薄而柔韧，看出“缟衣”名气之大。

　　这些丝织物价格不菲，如亢父缣一匹值六百一十八钱，而同类产品河内缣(河南产)仅值三百七十余钱。当时国内米价每石在一百钱左右，一匹只能做一件成人长袍的亢父缣，竟相当于六石米价。在当时所有的织物中，以临淄锦价格最高，每匹竟达三千钱左右。丝织品的高利润促使当时齐鲁大地的丝织业全面兴盛，鲁绣从业者普遍，刺绣技艺普及并闻名全国，绣品非常精美，鲁绣成为齐地的代名词，产品行销各地。

　　这时期的鲁绣以生活实用品为主，纹样盛行汉代的云纹。曾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里出土的以云气纹刺绣为主的“长寿绣”，也出现在近年山东地区考古发现的鲁绣中。

　　1996年，山东长清县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出土漆棺棺盖顶面上残留有绢地长寿绣纹（图2-25所示），出土的玉璧上也有包裹玉璧的绢地长寿绣花纹（图2-26所示）。

图2-25 内棺盖顶面上残留的长寿绣花纹

图2-26 包裹玉璧的长寿绣残留花纹

以上两幅图资料来源：山东省博物馆

　　2002年在山东日照海曲汉墓125号墓北棺内出土的丝织品是目前山东境内发现保存最好的汉代丝织品，大小共有近60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2.6米，宽0.96米，上绣精美的刺绣花纹图案，类似“长寿绣”，如图2-27、2-28、2-29、2-30、2-31、2-32、2-33所示。

　　此次所发现的大部分丝织品呈咖啡色，平素无纹，仍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初步看属于绢类。根据同时出土的精美漆器的数量来看，“推断墓主人很可能是汉代海曲县的统治阶层；从出土的铜印章分析，“公孙昌”可能是墓主人的名字，但在地方志等史书中并无此人资料的记载，因此墓主人的身份不会太高，可能是汉代海曲县的一个级别较低的统治者。”^[22]这正印证了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汉代山东地区的鲁绣在民间广为普及的可靠性。

图2-27 日照海曲汉墓出土丝织品1

图2-28 日照海曲汉墓出土丝织品2

图2-29 日照海曲汉墓出土丝织品刺绣花纹3

图2-30 日照海曲汉墓出土丝织品刺绣花纹4

图2-31 日照海曲汉墓出土丝织品线描图

图2-32 日照海曲汉墓出土刺绣局部细节图2

图2-33 日照海曲汉墓出土丝织品刺绣局部细节图2

以上7幅图资料来源：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和本研究

　　这些丝织品上的刺绣是由朱红、棕红、绛红、金黄、土黄等色线组成，翻卷的流云为主体骨骼，一些动物、花草、器物穿插其间，构成了一幅缤纷的画卷。花纹单元大，连绵起伏，上下循环，象征绵绵无期，意为“长寿”，反映了汉代从统治阶级到普通百姓都期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线条粗犷，呈现出高度夸张、动感十足地形体特征，极具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刺绣的纹样特征是以幻想、神化、巫术观念为特征的南方楚文化和北方以以理性、宣扬道德节操为特征的儒家文化两者融合的结果。针法以传统的辫绣法为主，满地铺陈，线条细密，针脚整洁。至此鲁绣成为汉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绣种，在中国的刺绣历史上大放异彩。

　　3、山东刺绣中心的转移

　　（1）六朝缓慢发展

　　六朝时期，北方战事连连，山东人民为了躲避战乱、奴役以及统治阶级的压迫，不得不四处流窜、逃亡，大部分山东人逃跑至吴越。而江南一直在发展的染织工艺到南朝时已经很普遍，产量也很可观。山东的丝织业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挫败，只能凭着厚实的基础,在渐渐失去原有的特征,转而与当地的丝织技术相融和的基础上缓慢发展着，度过这一发展低潮期^[23],但同时也为后世江南发达的丝织业提供了技术支持。

　　（2）唐代鲁绣的复兴与衰落

　　唐初沿袭北魏到隋的均田制和曹操的户调绢绵的制度，总称租庸调制。唐初统治者非常看重蚕桑种植户，为了能扩大桑蚕的种植面积在种桑面积上做了相应的规定。这些措施极大的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刺绣品向着更精致化方向发展，精致的做工，艳丽的色彩，在唐代的古诗文中都有所体现，如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等，在此社会背景下山东纺织业不仅仅只是官营的专利，就算是在一般的农户家庭之中也可称得上繁荣。杜甫诗“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摆失”。唐朝初期，从唐代官修的典章制度汇编《唐六典》记载开元时期不同等级绢的产地看，山东各州丝绸百分之九十在前三等。而江南地区的泉、建、闽等州所产丝绸属最差等。蜀地丝绸质量比江南高，但仍不及山东。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唐代纺织工业之地理分布》一文中也指出“唐代巴蜀丝织品的质量总的趋势比山东所产为差”^[24]，这个看法与史书记载非常吻合，但至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并没有这个时期的鲁绣作品。

　　丝织业和刺绣业的生产在安史之乱之后便向江南开始转移。李肇所撰的《唐国史补》中记载：“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

　　二、宋元后鲁绣的演进

　　1、宋代以后鲁绣走下坡路的原因

　　宋代以后长江流域的丝织业已经开始有逐渐赶超黄河流域的势头，即便是河北和山东一直发展着，也掩盖不住整个黄河流域丝织业的日渐消弭。归其原因，大致有三个：

　　（1）契丹、女真南侵的破坏。《辽史·兵卫志上》记载契丹行军“沿途民屋、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据《金史·食货志二》记载：女真入居黄河流域，猛安谋克“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没有了大片的桑树，桑蚕业必定会受到影响。

　　（2）靖康战祸，北方人民大量涌入南方，随之带走的还有北方人民的技术，这也大大提高了南方养蚕业和丝织业的技术水平。

　　（3）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导致海上交通的迅速发展，这让南方丝织业如鱼得水一般迅猛发展，所以长江流域的桑蚕、丝织业空前繁荣。建康（今南京）、苏州、杭州、成都等为南方丝织业中心。临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绮、绫、缎、锦，名目繁多，花色齐全。长江流域的丝织业无疑已超过了黄河流域。

　　2、宋元时期鲁绣的发展

　　南北宋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和各小国之间战乱，迫使北方汉族人民大量南迁。在大迁移中，北方鲁绣的风格也随之被带到了南方。北方的鲁绣和南方的刺绣相融合之后，鲁绣为南方的刺绣锦上添花了许多，但也正因为此北方的鲁绣被淹没，以至于萎靡不振。到了宋代，鲁绣的记载也一直没有再出现在历史文献中，更没有出土的实物，但值得庆幸的是鲁绣作为一种增加衣物耐用程度的手段在民间中却世代相传。

　　此时另外一种新型纺织材料的出现，使得鲁绣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其大致意思是说造物需顺应天时、适应地气、选材从优、工艺精巧，四者合而为一方能造出精良的物品。而鲁绣的织造也是如此。要织出精良的绣品，需得按照其特点和要求来选择最为合适的劳动时间，只有这样才能造出上等的织物。“天时”、“地气”、“材美”三者指的都是客观条件，“工巧”才是主体方面的主观因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天时”、“地气”“工巧”都具备的情况下，“材美”则是造物的物质基础。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蚕桑业的颓废，棉花的传入，使得鲁绣的材料又有了一个新突破；棉花的种植和传播情况对鲁绣的历史演进和流传有着直接影响。

　　棉花是从印度和阿拉伯地区传入我国的。在棉花传入我国之前，我国只有可供填充枕褥的木棉，并没有可供刺绣的棉线。宋代以前，我国只有带丝字旁的“绵”字，并没有带木字旁的“棉”。“棉”字最早出现于《宋书》，可见棉花的传入，大概最早是在南北朝时间。但是棉花刚传入我国时，多在边疆种植。

　　到了宋末元初，棉花开始大量传入我国内地。关于棉花的传入史料的记载是这样的：“宋元之间始传其种于中国，关陕、闽广首获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通海舶，关陕通西域故也。”由此可见，棉花向我国内地传入时主要通过南北两路：北路传入的是草棉，大概在南北朝时期，由阿拉伯经伊朗、巴基斯坦传入我国新疆，到宋末元初时又经河西走廊传入甘肃、陕西一带。草棉古书中称为“白叠”。《梁书·西北诸戎传》记载：“高昌国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25]。“白叠”是由波斯语转译而来，这说明草棉是通过西亚方面传进来的。

　　南陆传入的是来自印度的亚洲木本棉，是由印度经缅甸、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各国传入我国云南，随后又传入两广、福建地区，最后又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山东最早种植的便是由南路传来的亚洲木本棉。

　　宋末元初是棉花在我国内地大发展的时期，随着棉花种植范围的扩大，纺织和丝织业也开始大量出现，如南宋诗人艾可叔在《木棉诗》中写道：“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夜裘卒岁吟翁暖，机杼终年织妇勤。”由此可见，棉花成为当时纺织和丝质的主要材料。

　　元代，黄河流域的鲁西南植棉越来越普遍，棉花逐渐成为民间丝织业的主要材料。这一变化为鲁绣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元代诗人迺贤的《新乡媪》写道：“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棉花到天晓。棉花织布供军钱,借人辗谷输公田。”这首诗描写了当时中原地区农村盛行纺棉的情景。

　　随着植棉业的普及和兴盛，元代的“鲁绣”工艺又迅速发展，与中国的四大名绣一起形成各自不同的地方风格而闻名于世。元朝政府官方设有文绣局和作坊，鲁绣虽不像前代那样兴盛，但在日常用品中都有它的存在，此时的鲁绣针法多变，工艺更加精巧。1975年发掘的元代李裕庵墓，出土的绣裙、鞋面、袖边等绣品都具有典型的鲁绣风格。这些绣品采用了典型的双丝捻线“衣线绣”，运用了戗针、缀绣、平针、套针、辫绣、打籽、接针等多种灵活的针法，针线细密，整齐匀称，疏密有致；图案花纹具有典型的鲁绣风格，苍劲有力，色彩浓丽，质地坚实，反映出当时绣工的熟练技巧。

　　3 、明清时期鲁绣的发展

　　明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植棉。《明史·食货志》记载“棉花种遍天下”。这时山东、河南等地因“土宜木棉”而大量种植，明代木棉已扩展到黄河流域。与木棉差不多同时引进的是草棉。

　　山东棉花的大发展大致也是从14世纪开始。据《明史管见》记载，早在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尚未统一中国之前就下令：“凡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即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倍”。并规定，不种桑者罚绢一匹，不种棉麻者罚棉麻各一匹；百姓可用金银以及棉布、棉花、麻布和丝织品来缴纳田赋，并允许农民以棉布或棉花代替粮食完纳苛税，同时颁布颇为优惠的棉粮折换率。据《农政全书》记载，棉花产量高的地区有浙江和山东，“亩得二三百斤”。洪武四年（1371年）就用“山东棉布万匹”买外马。洪武九年（1376年）两次“自山东运往辽东赏赐驻军棉布三十万匹”。《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庚子条记载“北京都司布三十万匹，棉花三十四万斤，辽东都司棉布五十五万匹，棉花二十万斤，俱以山东布政司征给之”，这说明明代初期山东棉花生产和棉纺织业都已发展到相当大的程度，并且成为商品生产。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棉纺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山东地区的丝织业的发展。在明朝以前的封建社会中，丝织手工业在农村地区历来只是农民为了补充农业生产不足和缴纳赋税而进行的主要家庭副业。但是到了明朝，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成熟，丝织业逐渐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以机为田、以梭为耒”，这种已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靠丝织为业的机户，在当时的苏、松、杭、鲁、湖等地区日趋增多。

　　明朝初期的黄河流域，尤其是山东蚕农已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初山东益都孙廷铨著的《山蚕说》记载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着柞蚕，并在书中专门介绍了放养柞蚕的技术。清初，山东放养柞蚕的方法已传至辽东半岛，不久又传到河南、陕西，接着便推广到云、贵地区。

　　山东地区棉花的普遍种植和养蚕业的发展，为山东地区的刺绣——鲁绣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明代的鲁绣堪称一绝，其所用绣线大多是加捻双股线，又称“衣线绣”，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芙蓉双鸭图轴》和《荷花鸳鸯图轴》就是明代鲁绣的杰出代表作品。（如图2—33，2—34所示）。

图2—33鲁绣《芙蓉双鸭图轴》^[26]

注：鲁绣《芙蓉双鸭图轴》，纵140cm，宽57cm

资料来源：古老鲁绣[EB/OL]. http://www.yunxiang.cc/cn/luxiurenwu.html.

　　鲁绣《芙蓉双鸭图轴》以丝质暗花缎为地，绣工承袭鲁绣传统，用直径为0.02-0.05cm不等的、用二十余种艳丽的五彩丝线捻双丝绣制。山石、花瓣等仿中国画晕色手法绣制，运用打籽、斜缠针、活毛针、套针、擞和针、接针、辫子股针、平针等针法，以针代笔，针线细密，绣工整齐均匀；层层晕染，丝理疏朗有致，线条流畅优美，将鲁绣苍劲、豪放、优美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与原绘画比较，更突出了画中纹饰浮雕般的立体感，效果逼真^[27]。

　　画面整体布局中芙蓉娇艳绚丽，双鸭与山石花木生趣盎然，风格与江南苏绣的细丝淡彩截然不同，体现出北方民间刺绣朴素苍劲的特征。

图2—34鲁绣《荷花鸳鸯图轴》^[28]

注：鲁绣《荷花鸳鸯图轴》，纵135.5厘米横53.7厘米。

资料来源：古老鲁绣[EB/OL]. http://www.yunxiang.cc/cn/luxiurenwu.html.

　　鲁绣《荷花鸳鸯图轴》以湖色缠枝牡丹暗花缎作地，用暗黄色的绣线绣制荷花，用墨蓝色的绣线绣制叶子，总共用了十五六种颜色的较粗的加捻双股丝线，绣作荷花、鸳鸯、竹子、石榴、蝴蝶以及山石等。工艺上采用了平针、打籽、套针、接针、钉线等刺绣针法。构图生动，设色浓丽，绣线较粗，耐磨力强，具有浓厚、鲜艳、明亮的气势。

　　清初，鲁绣在继承明代的艺术传统上又有极大的发展。这也要归功于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给了百姓们一个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所以在民间多数妇女学习、研究刺绣。1987年，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了珍藏的清代刺绣书法座屏12幅，每幅高255公分，宽34公分，内容为清代书法家张照的楷书，用白缎黑丝线绣底显字，是一件典型的欣赏性鲁绣艺术品。另外曲阜孔府珍藏的绣品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鲁绣实物。1985年，济南刺绣总厂和鲁绣研究所派人来到曲阜，历时半个多月，对孔府现存的2900多件古代鲁绣作品进行考察研究，包括床上用品、绣衣绣垫、桌椅装饰、挂屏等，作品显露出鲜明的鲁绣风格^[29]（如图2—35，2—36，2—37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