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济堂创始人乐镜宇到济南后，利用济南的独特泉水，配以古籍古法和北京同仁堂的制药工艺，独创生产阿胶的“九提九炙法”。宏济堂东流水阿胶也因此而名声大噪。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国内的阿胶市场几乎被宏济堂阿胶独占。不仅如此，产品还走出国门，远销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1909年，即宏济堂成立后的第三个年头，乐镜宇在东流水街50号(原济南药业集团第二批发部仓库，现五龙潭公园内)开设宏济堂阿胶厂。阿胶厂当时占地二亩八分一厘，共修建厂房36间、营业室7间、宿舍9间。厂内有长期技术工人3名，临时季节工15—16人。每年中秋节后，临时季节工来厂，整理锅灶，开始复工生产，至次年立夏左右返回乡村做农活。这些工人虽说是季节工，但他们都与工厂签订了合同条约，所以也是每年必来。鼎盛时期，宏济堂阿胶厂每年在农历七、八两个月的时间里能够生产阿胶1万余斤。加上给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万全堂完成订货生产的4000斤到5000斤，每年共计生产1.5万斤左右。

　　由于济南的阿胶厂生意红火，宏济堂阿胶厂也在北京设立了自己的分支，即宏济堂参茸阿胶厂。1909年，乐镜宇在北京前门外大蒋家胡同设立了自己的账房。账房一度是宏济堂设在北京的办事处，负责购进同仁堂的成药，并向宏济堂引进人才等事务。到了1917年，账房改成了宏济堂参茸阿胶厂。

　　1915年，宏济堂东流水阿胶一鸣惊人，先是获得了山东省物产展览会“最优等褒奖金牌”，接着又获得当时华夏制造业最高褒奖—铁道实业部颁发的“超等”奖状。就在同一年，东流水阿胶走出了国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优等金牌奖”，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中药制品。

　　据史料记载，无论晚清还是民国，曾有多位历史人物使用过宏济堂阿胶厂生产的阿胶。

　　同治状元、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陆润庠，对东流水阿胶极为推崇。他曾为宏济堂题写“荣宝斋”牌匾，并不惜笔墨，为主要载有东流水九天贡胶的《宏济堂药目》作序，还把以东流水九天贡胶基料制作的阿胶龟元膏誉为“养生之要药”。

　　晚清名臣、曾任山东巡抚的杨士骧，不仅将东流水阿胶作为贵重礼品赠送亲朋好友，还向宫廷推荐并被御用，并亲自为《宏济堂药目》写了序言。此外，杨士骧还把宏济堂东流水阿胶赠送给袁世凯养病使用，并深受袁的喜爱，将其作为常年养生的必备药物。对有功下属，袁世凯将东流水阿胶作为“崇高之物”奖励。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虽农家出身，而且廉洁自律，一生不置产、不贪污、不索贿、不受贿，但他也非常喜欢东流水阿胶。据传，每年其母亲做寿时，原济南东莱银行刘东家都为吴捎来两盒宏济堂的“东流水贡胶”和两盒“宏济大补膏”(阿胶龟元膏)。吴佩孚都会非常高兴地收下，并为“宏济大补膏”题字“名号、名方、名膏滋”。

　　上世纪30年代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在任期间曾将“东流水九天贡胶”作为省政府的专用礼品，结交各方上层人物。他曾将两盒“东流水九天贡胶”作为奖品，奖励给为山东省国民教育做出贡献的梁漱溟先生，更是将东流水九天贡胶作为山东、济南的特别国宝，赠送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