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父告别

　　1920年的一个秋凉之夜，大明湖畔，新月初上，萧萧芦柳，和着瑟瑟秋风，未免有些寒意。湖边小道上，一位风尘憔悴的老者缓缓而行，不时对身边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说着什么……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的瞿秋白(1899-1935)。

　　那位老者是他的父亲瞿世玮(1875-1932)。瞿世玮，字稚彬，时住济南城内娘娘庙街(今岱宗街)15号路北、他的江苏同乡王璞生家。王做过山东乐陵县知事，王宅西邻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瞿世玮后为“山东私立美术学校”山水画教师。

　　那一年，瞿秋白21岁。他来济南的目的是辞别老父。因为他应北京《晨报》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身份，远赴莫斯科。

　　时为1920年10月，“五四”爱国运动第二年，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第四年。1920年初，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次去苏联的目的，是“求一个‘中国问题’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

　　在瞿秋白看来，当时的中国“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取得火种，“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他的父亲或许想不到，看似柔弱的儿子，一年前(1919年)的5月4日，曾作为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率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赴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行动。

　　他的父亲或许更想不到，直到儿子三年后回国，才见上了第二面。此后时局动荡，风云变幻。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他与瞿秋白失去联系，直到自己1932年在济南去世，也没能见到儿子。三年后(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巧的是，父子俩的离世竟是同月，父6月19日，子6月18日，忌日相差一天。

　　此去经年，万里关山。那天夜里，父子俩同榻“整整谈了半夜”。第二天一大早，瞿秋白就从济南火车站坐车进京。

　　在济南火车站看到的和想到的

　　1920年的济南火车站什么样子？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记载：

　　“济南车站上，那天人不大多，待车室里只有三四个人。待车室外月台上却有好些苦力，喘息着。推车的穷人，拖男带女的背着大麻布包，破笼破箱里总露着褴褛不堪的裙子衣服。我在窗子里看着他们吸烟谈笑，听来似乎有些逃荒出去的———山东那年亦是灾区之一。”

　　我查阅史料方知，1920年春夏，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省遭受了40多年未遇的大旱灾，灾民2000万，死亡50万人。而山东西北部旱情尤重，重灾区达30余县，灾民400余万。这些灾民中，想必有不少闯关东的人。

　　车站是社会的窗口。瞿秋白通过这个窗口看到了民不聊生，听到了酸甜苦辣：

　　“有的说，买车票钱短了两毛，幸而一位有良心的老爷赏给我半块钱，不然怎么到天津去找哥哥嫂嫂，难道饿死在济南破屋子里么？又有一个女人嚷着：‘买票的地方挤得要死，我请巡警老爷替我买了，他却要扣我四毛钱，叫我在车上拿什么买油果子吃呢！’”

　　在家难，出门也难。别说穷人，就连富人也好不到哪里去。瞿秋白看到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小老爷”，上身穿一件“半新不旧的玄色缎马褂，脚上缎鞋头上已经破了两个洞”。

　　值得关注的另一个细节是：那人正在“看北京《顺天时报》上的总统命令”。当时的民国大总统为徐世昌。

　　《顺天时报》初名《燕京时报》，是日本人1901年在中国创办的报纸，也是外国人在北京出版的第一份日报。1905年被日本驻华公使馆接办，成为日本外务省在中国的半官方言论机关，为日本军事侵略所进行的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后受中国人抵制，1930年停刊。

　　作为一名爱国青年，瞿秋白对这份报纸的态度可想而知。

　　火车快来了，瞿秋白“推门走出待车室，远看着火车头里的烟哄哄地冒着，只见一条长龙似的穿林过树的从南边来了”。

　　读到这里，我有些怀疑，依照车站面南背北的方位，火车应该从“西边”而不是从“南边”来。也许津浦线的南北走向让瞿秋白产生了济南站铁路也是南北走向的错觉。

　　“其时是初秋的清早，北地已经天高风紧，和蔼可亲的朝日，虽然含笑安慰我们一班行色匆匆的旅客，我却觉得寒风飕飕有些冷意，看看他们一些难民，身上穿的比我少得多，倒也不觉得怎么样冷。”

　　进站后，瞿秋白从月台桥(即站内天桥，如今已毫无踪影，唯有老照片上可见)上走过，看见有一面旗帜，写着“北京学生联合会灾区调查团”。这让瞿秋白感到亲切：“也许有我们‘往民间去’的相识的同志在内。过去一看，只见几个学生，有背着照相架的，有拿着钞本簿籍的，却一个也没有相熟的。”

　　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是李大钊的倡导。他在1919年撰写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找那苦痛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要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办法？”

　　这自然深深地影响着年轻的瞿秋白。

　　寂寞旅途与诗意秋白

　　瞿秋白坐的车厢里，只五六人，其中一个是英国的工头，这让瞿秋白感到“于中英两民族交接的实况上很有些价值，因和他攀谈攀谈，原来他也是进京，就那东城三条胡同美国人建筑医院的豫王府工程处的工头之职。”

　　这里的“建筑医院”，指的是北京“协和医院”，是美国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于1917年至1921年建造的医院。瞿秋白来济的那一年，协和医院正在施工。基于《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蕴含几多屈辱。

　　旅途寂寞难耐。瞿秋白“随手翻开一本陶渊明的诗集，看了几页又放下”。无聊的他“站起来凭窗闲望”。也许是情绪使然，他看到的不是秋高气爽，而是“半阴半晴”，“草木着霜”。

　　提到“霜”字，笔者补充一小插曲。瞿秋白，乳名双，曾用名“霜”、“爽”。也许是取“霜”为“秋之白色”之意，后改为“秋白”。当然，有着一颗诗心的他，也不排除与“李白”靠拢之意。总之，这一改，改出了诗意，改出了意境。后人嵌名赞曰：“满目残秋，恒留清白”。

　　自古逢秋悲寂寥。车窗外，“凄凉的天色似乎还有些雨意”，这更让瞿秋白“悲凉感慨，不知怎样觉得人生孤寂得很”。

　　“孤寂”二字似乎伴随瞿秋白的一生。“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但随即被王明，被自己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活到了建国。而他则深陷囹圄，从容就义。他在绝命词《卜算子》中这样写道：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列车上的瞿秋白浮想联翩。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

　　猛然，他看见“一家父子母女在茅舍门口吃早饭”，触景生情，这不由得让他想起“与父亲的远别，重逢的时节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一句古诗涌上心头：“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漫天痛苦谁念，倒悬待解何年？”这首写于同年12月的诗，道出了他心中的苦闷，也道出了他求索的渴望：“‘将来’里的生命，‘生命’里的将来，使我不得不忍耐‘现在’的隐痛，含泪暂别我的旧社会，我所以决定到俄国去走一走。”

　　这一走，诞生了我国早期报告文学的杰出范本———《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

　　1920年，21岁的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莫斯科采访。一去就是三年。临行之前，他特地从北京赶到济南，向在济南教书的老父辞行。夜色中的大明湖和秋风中的济南火车站，留下了瞿秋白匆匆而行的身影。这一走，诞生了我国早期报告文学的杰出范本—《——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于建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