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期，粮店售粮员帮助买粮群众扛粮食。

　　上世纪80年代末市民购粮的情景。

　　从粮食统购统销到遍布大街的快餐店，百姓餐桌的变化凝聚了历史巨变。

　　□ 朱晔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直到90年代中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长达40余年的时间内，国有粮店与全国城镇居民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它已渐行渐远，但是其间发生的许许多多故事，却是那段历史的见证。笔者于1967年进入粮食系统，在粮食系统工作40余年。1988-1996年间曾任市粮食局工业处处长、企管部部长(负责粮食行业管理服务)，经历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最后冲刺阶段。

　　国有粮店的诞生

　　“民以食为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农村人口的一日三餐基本都是自种自食，而城镇居民则需去小磨坊买米买面。那时济南人购粮由私营粮油商贩供给，东圩子门、泺口、馆驿街、南门曾是粮油集市，许多家庭磨坊也遍布市内主要街道。新中国成立之初，不法粮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坑害民众。

　　为加强市场管理，确保居民粮食供应，1948年11月，刚成立不久的济南特别市政府就决定成立济南市国营粮食公司，次年3月又成立济南市粮食局。国营粮食公司和国营供销合作社开始大力开展粮食购销，打击私商不法活动，逐步建立起以国营粮食商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统一粮食购销体制。

　　1953年11月，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取消粮食自由贸易市场。1955年12月，济南市区122户私营粮食代销店调整为102户，并全部改造成国有粮店，同年9月开始实行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1957年底市区国有粮店已达91个，到上世纪90年代，市中、天桥、历下、槐荫四区达146个，历城区6个。

　　国有粮店实行居民购粮凭证定点，每个粮店负责多个居委会内住户的口粮供应。为方便居民购粮，粮店大都设在小街背巷，许多粮店占用民居四合院，有的利用庙宇寺院，这与设在繁华街道的其他商店迥然不同。粮店大多是以所在街道或驻地企业单位的名称命名，如“胜利大街粮店”“机床二厂粮店”等。

　　粮店与商店的最大不同还在于：商店的顾客不固定，钱货两清各走各的，互不牵扯;粮店则采取划片定点供应，它的顾客只能是固定在片区内的常住居民，你住在某个居委会辖区内，只能在这个辖区内的粮店里购买粮食。因为粮店还负责发放、核查定点区内居民购粮证、购物证，核定口粮定量,发放各类票证，因而居住片区内的居民也只能到所在的粮店购买粮食。说白了，国有粮店其实就是国家粮食定向供应点，并一度承担着一定的政府职能。

　　人民粮店为人民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和山东分局的部署，自1953年11月上旬开始，在济南、青岛等地试行粮食计划供应。1955年8月，国务院公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省人委(即省政府)决定，济南、青岛等九地市从当年9月起分批施行城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

　　城镇居民口粮定量供应标准，主要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地区间不同的消费习惯，本着“吃饱不浪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经过调查研究，将每人每月定量分为九类21个等级。特重体力劳动者分3个等级，一等30公斤，二等27公斤，三等25公斤;重体力劳动者同样划分三等，一等24.5公斤，二等22公斤，三等20公斤;轻体力劳动者也分三个等级，一等19.5公斤，二等17公斤，三等14.5公斤。机关团体人员、企业职员、店员分四个等级，一等16公斤，二等15.5公斤，三等15公斤，四等13.5公斤。大、中学生分四个等级，一等18公斤，二等17公斤，三等16公斤，四等14.5公斤。一般居民和不到10周岁的儿童为12-14.25公斤。

　　这个标准后来曾多次进行过调整。统购统销的前几年，城镇居民对于口粮定量还不那么重视。因为街上到处都有卖锅饼、烧饼、馒头、油条的，定量不足可以去买熟食等添补，去饭店吃饭也不收粮票，因而对于口粮计划供应并不太重视。但是到了1959年可就风云突变了。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不仅街上再也没有卖熟食的，饭店也必须收粮票，没有粮票根本买不来糕点。副食如肉蛋之类统统用票，而且少得可怜。同时，居民口粮定量也核减，每月仅27斤。各类人员的定量一律核减。肚子里没有油水，口粮又少，因而普遍不够吃的。即便吃糠咽菜，半稀半干，家家口粮几乎都撑不到月底。

　　这时，粮店急群众所急，采取每月25日提前预售下月粮食计划的措施为居民救急而受到广泛称赞，居民称之为“借粮”。每逢25日，天不亮，那些急等着买回粮食下锅的人们就在粮店门前排起长队，望眼欲穿地盼着粮店快快开门。有的人甚至头天晚上用小板凳来排队挨号。粮店一上班，售粮员立刻像是走进战场，忙得水顾不上喝，饭顾不上吃。

　　秋末冬初卖地瓜时，售粮员更是汗流浃背，累得七死八活。那时每人每月有5斤粮食计划可买25斤地瓜，五口之家就需买125斤，千百家庭挤在一天来买粮，仅过磅一项就够售粮员喝一壶的，更甭说还要挑灯夜战。买到粮食的人急急忙忙赶回家蒸上一锅菜窝窝，煮上一锅地瓜，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狼吞虎咽。

　　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几乎什么东西都要用票证来买，而且灾害时期的票证特多，如果没有票证那就什么东西也别想买到。由于购粮证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家庭人口变化，发放各种票证也必须根据实际人口发放，所以这一光荣任务就交给了粮食部门。每逢发放油票、布票、肥皂票等20余种票证时，粮店抽出专人、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到街道各居委会主任家中，凭购粮证挨家挨户地逐一发放，经常忙到晚上10点多。粮店还积极开展为民服务活动，为军烈属、五保户送米送面，粮店职工与片区的居民相处得十分融洽，简直亲如一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粮店始终坚持开门营业，没有一家粮店“停产闹革命”，为保证供应、稳定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

　　多种经营开新篇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粮食消费发生很大变化。城镇居民不仅开始吃细吃精吃好，而且要求由生变熟,因而粮店的生粮销量也不断下滑。同时，随着市民经济收入步步提高以及蔬菜副食品越来越丰富，为吃得更好一点，居民纷纷拿着粗粮换面粉和大米。而且随着市场越来越有活力，大批农民工也快速涌入城市打工，他们大都用粮票买熟食解决一日三餐。在这种形势下，国有粮店只有改变经营方式，扩大经营范围，才能适应发展需要。

　　于是，市粮食局和各区分局引导粮店职工改变以往单一经营平价粮食的局面，采取“粮油兼营、平议兼营、生熟兼营和开展粗粮兑换细粮”的多种措施积极搞活经营，国有粮店也改名为粮油食品店。在经营模式上，国有粮店大胆改革，积极推行承包经营。这一经营机制转变激发了职工热情，扩大了经营范围，灵活了经营方式。过去店里只管卖生粮，现在除了卖生粮还办理粗粮换面粉大米业务以及经营熟食品。

　　为了做出花样繁多的食品，他们走出去请进来，走京串卫，南下北上，到全国各地多次参观学习食品制作技术，付出了艰辛和汗水。很快，他们就能做出40余种各色食品，公修街、经四纬七的大蒸包，三和街等粮店所产的速冻水饺，四季馨自制的糕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其他店的大饼、油条、馒头“老三样”遍地开花，给居民提供了可口的早餐和午饭，成为人们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食品，许多品种还被评为名牌或优质食品，享有很高声誉。

　　粮店的店容店貌也开始像商店一样进行装修从而面貌一新，逐步改变了简陋落后的状况。职工还因陋就简，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把粮店改造成“小吃部、熟食部、生粮部”，名副其实地成了“一店三部”。从此国有粮店开始走上商品经济道路，并与市场接轨。

　　站好最后一班岗

　　人们常说，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堡垒。上世纪90年代前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这个堡垒即将被攻破，然而国有粮店却面临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首先，粮食购销价格特别是粮食销售价格多次提高引起了强烈反应。习惯了计划经济时期物价多年不变的人们对此极不适应，因而每次调价前夕随之而来的是大范围的民心惶惶。

　　为确保粮店不脱销不断档，稳定民心，粮食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认真对待，粮食加工厂三班生产不停，仓储企业抓紧粮食调拨，运输公司全力以赴，国有粮店冲锋在前，全力以赴应对抢购风潮。

　　1989年8月，正逢粮食价格上调前，城镇居民又在粮店门前排起了长龙。当时济南供电十分紧张，各个面粉厂经常因停电而被迫停产，难以保证粮食供应。为此，市粮食局紧急写出报告，市委《每日新闻》当天刊登，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济南市委书记的贺国强同志立即批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粮油建工用电”。副市长赵传明马上指示供电局采取限电不拉路(即供电线路不拉闸，除粮食加工厂外，其他单位一律不准用电)的紧急措施，保证了各个面粉厂的加工生产。

　　1992年3月中旬，国务院下达19号文件决定：从4月1日起调整粮食购销价格。特一粉销售价从0.38元提高到0.55元/斤，特二粉从0.34元提高到0.49元/斤，粮价上涨幅度高达40%以上。虽然国家给职工每人每月增加5元钱、大中专学生每人每月3元的提价补贴，但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依然很大，三月份不到10天全市共销售面粉1.9亿斤，其中市区销售高达1亿斤，每个不到10人的粮店每日平均销售面粉竟然达六七万斤。

　　施行粮食购销同价意味着粮食购销全面市场化，所以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食销售价格，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城市粮价急剧上涨，抢粮风潮屡屡发生。1993年11月，国家再次提高粮食销售价格，决定从11月30日起特一粉提高到0.68元/斤，特二粉提高到0.58元/斤。而且济南市同时决定取消“城镇居民粮食供应证”，这是计划经济的标志性证件。粮食供应证的取消标志着计划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

　　对此，中央、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原中商部每天调度省会城市粮食销售情况。粮食系统的干部职工也做了充分准备。他们深入动员，分兵把口，全力以赴地做好面粉生产、粮食调运、保证供应等工作，同时严守秘密，严守纪律，不跟任何人提前泄露涨价消息。粮店职工老弱和妇女较多，他们识大体、顾大局、不叫苦、不怕累，始终坚守岗位。不少售粮员累得手臂肿了，腰疼腿酸仍然加班加点拼命干，确保群众买到粮食。直到29日午夜12点，粮库还有库存面粉，粮店门外已经没有了购粮群众，做到了不断档、不脱销，圆满完成了销售任务。这是全面放开粮食价格的最后一战，它标志着粮食战线的干部职工站好了最后一班岗!市粮食局立即报告市委市政府和省粮食局领导。售粮过程中，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曾亲临胜利大街粮店看望职工，这是上级领导对粮食职工的关怀，也是对于他们坚持为民服务、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慰问。

　　此后，政府采取粮油限价措施，并为低收入群众施行凭证限量限价供应粮食的临时办法缓解粮价波动引起的群众不满情绪，以求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保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顺利进行。

　　改革创新 探索前进

　　1994年后粮食价格全面放开，意味着实行40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粮食企业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粮食抢购风过后，“狼”真的来了。这时外地面粉纷纷低价抢占市场，粮食系统内部工商企业之间也开始争抢，打起了价格战，内忧外患同时袭来，搞得职工人心不稳，经营难以为继。粮店门前排队挨号熙熙攘攘的情景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而来的是经营萧条，门可罗雀，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粮店经济效益急剧下滑，以至大面积亏损，职工工资难以发放。

　　其实这种被动局面早已料到，从中央到省、市各级领导也十分关心。各级领导几年前就打招呼 ，要求粮食系统干部职工必须大胆改革，走向市场，渡过难关。1992年起，市委市政府领导来到粮食系统调查研究，制定对策，帮助粮食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粮店设施差，包袱重。时任副市长的王丕俊同志协调市房管局把他们所属、现由粮店租用的68处15943平方米房产全部划转给粮店，使粮店不再缴纳房租，减轻了负担;还协调市财政制定优惠政策扶持粮店，确定全市146个粮店改为80个粮油食品专供店，每个店由市财政每年补贴3万元用于改善提升设施，一定三年不变。市粮食局也制定了《居民厨房工程实施意见》，为粮店今后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并深入基层帮助粮店想办法渡难关。

　　是生还是死?——面对这个必须正视的问题，粮店干部职工做出了积极的回答。他们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精简人员，改善经营，一是加强“粮油食品专供店”建设，把店容店貌改造成商店模式;二是按照《居民厨房工程实施意见》，把“粮油食品专供店”尽快变成“粮油食品快餐店”。市粮食局及时推广槐荫粮食分局“金德利”快餐连锁店的经验，把全市80个粮油食品专供店适时地组建了“金德利”(后改名为“金德利民”)快餐连锁店，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成为深受市民欢迎的济南市知名的快餐连锁公司。国有粮店逐渐走出困境，开启了新的篇章。

　　“粮店-粮油食品店-粮油食品专供店-金德利民快餐连锁店”，这是国有粮店一路走过的奋斗历程，记录着国营粮店永不磨灭的峥嵘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