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前后，乞巧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一个个传统节日联翩而来。如何激活那些依附于传统节日的岁时礼俗，也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传统节俗的改变VS文化因子的传承

　　毋庸讳言，过去很长时间里，传统节日礼俗出现式微。有人将其归因于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归因于来自乡村家族的情感整合仪式在城市化进程中日益失去了存在理由，归因于传统社会思想观念的结构性变化。

　　从岁时礼俗的社会基础入手分析其式微的客观原因，当然有一定道理。

　　就一般意义上说，中秋节引申出的圆满主旨，既是农耕社会在秋天收获而带来的生活美好感，也是基于“天人合一”观念，让月亮的圆满与亲朋好友团聚的圆满形成一种同构关系，并在品尝圆圆的食物月饼中得到具体而微的落实。其实，亲人团聚只是一种泛指，在某些地区，中秋节的团聚常常特指出嫁的女儿可以在这一天提着月饼回娘家探亲，所以中秋节也称为 “女儿节”，就像 “重阳节”可让女儿带重阳糕回娘家而被称为 “女儿节”一样。而后来附会出的嫦娥在中秋节奔月传说，以此达到不死的境界，则是古人在面对永恒的自然、面对一种周而复始似乎永远不会失去的圆月面前，从自身欲望内部，产生一种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有关生命永恒的冲动。于是，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当秋天与农业收获的直接关联性变得松懈，当交通问题、社会意识问题对人的交往团聚不再构成阻隔时，植根于原初社会意识土壤的礼俗和仪式感，不能不发生巨大的裂变。

　　同样，再以乞巧节即七夕言，有关牛郎织女被银河阻隔的传说，是基于当时人间不能自由恋爱和不能自主婚姻的结果。所以古人关于七夕的题咏，以凄婉居多，是以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主题贯穿始终的。而宋代秦少游题咏的所谓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如此别开生面的乐观，说穿了无非是无奈中的自我安慰。乞巧民俗的流行，希望通过祭拜织女时获得灵巧的女红技艺，也许是女性把自己被隔离在深闺中的那种悲愁苦恨移情向劳作的结果。而当现代社会把女性活动的自由世界彻底打开时，因织女牛郎受阻隔的七夕，似乎也失去了基本的依托。

　　那么，如何保护传承传统节俗，如何传承那些并不依赖特定社会土壤的文化因子，如何给传统节俗注入新时代的文化因子，如何让传统节俗在丰富人们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让节俗文化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系群体生活的重要纽带，这是需要我们每逢佳节倍思 “考”的。

　　有学者认为，呼吁文化保护或者节俗保护本身是无意义的。既然文化是在特定社会生活方式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那么，一旦需要人来特意呼吁保护，就已经说明这种文化行将退出历史舞台。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同时也是尊重历史的自然选择。

　　对此观点，我并不认同。因为从本质上说，岁时节俗本身，就是人对自然的一种掌控和超越，是人对时间刻意的一种节律调控。如同人们设计历法来分配人的生活时间一样，人又进一步在时间节点上，根据身心的需要、根据社会生活工作和人际交往的需要，逐步安排节日礼俗，并达成社会全体的共识。尽管从社会学层面看，特定的历史内涵发生了变化，一些节日礼俗的仪式含义失去了现实的依托，继续保持这些礼俗似乎已经没有意义。但作为人对时间自觉把控的立场，却并没有因为进入现代社会而有些微的丧失，也不会有基本的改变。

　　所以，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呼吁保护和继承，而是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做。

　　传统礼俗多元化VS营销目的单一化

　　当然，我认同对传统节俗的保护和继承，并不就等于说我们应该不顾现实的土壤而恢复古代的一切做法，或者强调传统继承的所谓 “原汁原味”，回到古代。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区分节俗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活动的两个层面。

　　所谓历史记忆，是站在历史学的基础上，对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有过贡献的一切过往习俗，进行基本梳理，以此形成一种人类生命的发展叠加和经验积累的意义，即便其中有些习俗在今天已经不再适用，但为我们比较今天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个差异化的丰富的参照视角。

　　比如，中秋赏月，作为给无法相聚的亲人一种安慰的意义，就在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就在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远隔千里的人，能够在八月十五晚上，共同望着满月时，因为被同一个月亮所笼罩，彼此的心理就好像得到了稍稍满足。但是，这种 “千里共婵娟”的观念，在现代社会却受到了撞击。晚清时期，出任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在任上归国，置身在大洋彼岸，由于耳濡目染异域风俗，特别是所形成的现代地理学观念，就对中秋节望月有了全新的感受。他当时所作的 《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一首，就曾经感叹道： “大千世界共此月，世人不共中秋节。泰西纪历二千年，只作寻常数圆缺。”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中，周边是无法体会中秋节俗的西洋人，也就更加反衬了他的情感强度，所谓 “虬髯高歌碧眼醉，异方乐只增人愁。”而因为对地球是圆的科学观的确立，使他也无法再以远处亲人的 “千里共婵娟”来安慰自己，只能为自己与亲友分别置身于地球的向背两面所叹息： “九州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在这里，传统习俗记忆成了他思想感情的参照系，使得他对当下的望月情感体验，更为丰富而独特了。

　　再看七夕，因为有传统社会对女性自由的限制，才使得郭沫若写下的新诗 《天上的街市》，把咏叹牛郎织女的交往视为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并在有意遮蔽七夕的特定日子中，体现出基于现代社会才有的全新理解，从而让这首诗散发了独特的光彩。

　　与把历史记忆中的节俗作为现实经验对照不同的是，确实也需要我们从传统习俗中，剥离出一部分带有普适性的活动，或者让其成为现代生活的自然延伸，或者稍加改造，以贴近现代民众的心理诉求。

　　比如中秋集体性的赏月活动，剔除其不合时宜的女子拜月求貌美的仪式，在丰富我们审美生活，加强人际和谐关系方面，还是能起一定的作用。记得读研期间，每逢中秋佳节，导师把我们一批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的学生招到一起，去办公大楼的露台上聚餐赏月，至今想起来还感觉十分美好。还有中秋节亲友间互赠月饼彼此问候的习俗，也是增强交流、增进感情的很好方式。再比如，重阳节作为女儿节，是因为古代出嫁的女子在这一天能够提着重阳糕来孝敬自己的父母。但是，在今天，由于女儿回自己的娘家全然没有限制， “女儿节”意义上的重阳节，似乎已经不大提起，而重阳节作为 “敬老节”的现代意义才充分凸显了出来。这里的 “敬老”不局限于晚辈对长辈的孝敬，许多老人更期盼单位来操办，是因为恰恰在这一天，他们可以重温在集体的感觉，一种在同一片土壤中培养起来的共同体感觉，同事间的情感，又被重新唤醒了，而他们需要受晚辈的尊敬，倒还是其次的。

　　也许，在今天，传统礼俗的现代转型面临的更为严峻的问题，倒不是传统土壤的变异或者消失而使得礼俗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消费经济的无孔不入。豪华而不实用的月饼包装，七夕节的各种所谓传递爱意的奢侈品消费，诸如此类，会把传统文化礼俗的多元化逐渐转变成营销目标的一元化，并把民众裹挟进一种非理性的消费氛围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呼唤学者的倡导、文艺的创作、民间的护植，来养育传统习俗的现实土壤。

　　（作者詹丹，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民俗学学位点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