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一步。这一按，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一年，也是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其实在济南市长清区双泉镇贾庄村，早在1970年就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

　　济南长清区河东崖村的张洪印老两口

　　饥饿回忆

　　饥饿使人尿炕，看似前言不搭后语，在济南长清区河东崖村(贾庄村所属的一个自然村)70岁的村民张洪印看来，形容当年饥饿的岁月很是贴切，粮食不够吃，只能喝水充饥。

　　张洪印是完整经历了挨饿时期的一代人。人民公社时期，贾庄村一共有六个生产队，180户人家，一共有294亩地。他所在的河东崖村为一个生产队，队里大约有40户人家，每到粮食成熟，一户能分到的粮食少之又少，甚至有时玉米面一家只能分十几斤二十几斤。种地靠天吃饭，下雨多的时候粮食就会多产，雨少的时候粮食就少产。

　　他回忆，那时候都吃地瓜面野菜做成的窝窝头，没菜吃，就用窝窝头蘸盐水就着吃，有时甚至窝窝头也没得吃，就用地瓜秧熬汤，熬一大锅汤，一家人喝一天。“那时候的人为什么容易尿炕，肯定是有关系的。”张洪印开玩笑道，饿了就喝水，没饭吃用汤顶，肚子都喝得圆滚滚的。

　　贾庄村村委会主任张兆国回忆，当时自己年龄还小，只记得所有的吃食里面最难吃的就是糖渣，制完糖以后剩下的渣子做成窝窝头，真是难以下咽。但是那时糖渣都是紧缺的，队里专门派人到七八十里地远的万里镇用小推车推，一路全是土路，一个车子需要两个人倒班才能走完全程。

　　说起糖渣，张洪印妻子至今还感到委屈。没粮食吃，只能在窝窝头里掺糖渣，粮食越少，掺的糖渣越多，窝窝头就越难捏到一起。那年自己18岁，刚刚嫁给张洪印时因为窝窝头里糖渣掺的太多，还遭到过丈夫的责备。

　　“磨洋工”

　　张洪印14岁当上了村里的保管，16岁干上生产队副队长，18岁当上了正队长，那时候每天必干的一件事，就是跑到屋顶上喊人下地干活。上午去哪块地锄草，下午去哪块地挑粪，同一个生产队的村民都住的很近，大家伙集合到一起，一块出发。“早晨一大早出去干一会，等到早饭时间回来吃过早饭，再继续下地干活，下午干到天黑。”张洪印说。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似忙碌，却收效甚微。

　　人民公社时期，所有的土地都归生产队，产出的粮食要先上交给队里之后才能分得口粮，赶上雨水充足的一年，上交的粮食就多，如果赶上干旱，上交的粮食就会少。粮食少，根本就吃不饱。张洪印回忆，因为家里太穷，公社借给了他们100块钱做豆腐生意。自己80岁的老父亲用这100块钱制作豆腐，每天往返50里地出去卖豆腐贴补家用。

　　他说，那时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到地里干活乡亲们只出人不出力，到了干活的时间一吆喝，是该去的都去了，但是到了地里之后都是磨洋工，“干少干多一天都是那些工分，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力。”张兆国说，地不是自己的，粮食不是自己的，大家根本就没有积极性，那时候一个地瓜烂在地里，没人让你拿都不敢去动。

　　到了秋天种花生，地里的草比花生都高，本来品种就不行，加上荒地，产量肯定上不去，其他的农作物也是这样，地荒的让人心疼。思来想去，张洪印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不但地荒了不说，大家都得挨饿。

　　于是他想了一个提高干活效率的办法，将队里的地分成几份，然后让队里的人抓阄，抓到哪块就负责哪块，负责锄草等等，一直到收获。“比如抓到哪块地，无论你用多长时间干完活只要干完通过了验收，就记工分，之前一亩地可能干一天都干不完，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小时干完一亩地，分还是那些，剩下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抓阄的方式一实行，立马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队里的社员积极性提高了很多，一到农忙活早早的干完，村里的小伙子还跑到别的村帮忙，那时候叫出服。

　　偷偷分地

　　穷则思变，张洪印用最简单的道理诠释了这四个字，就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吃饱。

　　据资料记载，安徽小岗村是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子，1978年，18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一按也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而在长清区贾庄村，其实在1970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雏形已现。

　　抓阄一直实行到1970年，1970年以后，张洪印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偷偷给乡亲们分地。最开始先是给村里喂猪的分一点，这样可以有猪饲料喂猪，渐渐的基本每家按照人口都分一点。因为偷偷进行，张洪印不敢分多了，每家一口人只能分几分地。“比如生产队有100亩地，只敢拿出30亩来分给大家，也算是一个试点，比如夏天分了二分，等到冬天发现没人来查，再分一些。”渐渐的，每家每户分的地越来越多，张洪印回忆，当时也是害怕，担心被查住，上面来检查的时候，只敢等到检查的人走了才敢到地里去收粮食。也因此，张洪印得了一个外号，叫张大胆。

　　胆大并不妄为。

　　那几年，队里一亩地粮食从三四百斤，一下增产到了八百斤甚至一千斤。“别人吃十几斤二十几斤玉米面的时候，我们队一人一年就能吃到上百斤了。”张洪印说，每家每户只要把队里规定的公粮上交之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工作组的人也曾到队里检查过，当时张洪印也挨了批评，往上交了粮食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乡亲们有饭吃，上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行之初，遇到了重重阻力，邓小平却给予了支持：“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对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肯定，明确了农村改革的方向。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广。粮食总产量大幅攀升，从1978年的6095亿斤增至1984年的8146亿斤。

　　而贾庄村也是从1979年到1980年期间，才开始光明正大的分地，随后，济南300余万亩农田相继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小白鹅”村

　　上世纪70年代，双泉镇很流行一个词，小白鹅，这是对河东崖村青年们的称呼，这个词也成了富裕的一种象征。

　　分地之后，村民不但能吃饱，还可以将富余的粮食拿出去换钱，日子一天比一天富裕。村里自行车就有30多辆。青年们喜欢穿着白衬衫，骑自行车穿梭在周围村子帮忙，或者在村头的篮球场打球，成了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风靡街头，走哪也能惹来目光和羡慕，也因此，村里的青年们被别人称为“小白鹅”。“我们村里的自行车，比整个镇其他村加起来都多，那时候能骑上自行车比现在开宝马都拉风，骑车一出去排成一长排，很耀眼。也因此，外村的人一看见我们就说小白鹅来了。”张洪印说，那时候村里不光是自行车最多的，缝纫机、收音机等等都很多，别人都羡慕的不行。他还开玩笑道，那些年村里可没什么光棍，周边的姑娘都愿意往村里嫁。

　　现如今，贾庄村实行的是土地确权制度，这让村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可以大胆投入放心流转。这也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升级。“现在好多人都不在家，地不能荒了，村里这几年也有承包大户，村民把不种的地都包出去，土地确权让双方都有保证。”张兆国说，地荒不了，还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山东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