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下降甘小学教室内，来自山东师范大学的支教老师杨尚川查看学生的语文试卷。 记者谢苗苗 摄

　　26日，59岁的吕安亮(左)、41岁的盖峰(右)和21岁的杨尚川到山上遛弯。 记者谢苗苗 摄

　　弯弯地小学、佛峪小学、道沟小学、上降甘小学、藕池小学、罗伽小学……10月26日，济南市南部山区西营镇下降甘小学59岁的老师张现宝写下16个村名，字迹深浅不一，每写一个，他都要停顿一会儿，想一想。现如今这些村子还在，但是村名后面的“小学”俩字，只能留存在这些学校曾经学生的档案里。过去20年内，西营镇的这16所农村小学都消失了，“可能还有我没想起来的。”张现宝说。

　　这16所学校还有一个共同的称谓：“麻雀小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老师少、学生少，但和城镇小学一样开全开足课程。现在，这些“麻雀小学”只能成为一种回忆。

　　不再招生的“麻雀小学”

　　藕池小学，没了。

　　今年9月新学期开学时，这所小学没再招生，原来的学生和附近的学龄儿童都去了西营小学。6个一年级学生去了镇上，唯一的一个常驻老师(兼校长)孙继平要退休。

　　时间拨回一年前，2017年9月新学期开学时，章丘黄河镇的大张小学没了。大张小学并入同在黄河滩区的娇恩小学，4个来自不同自然村、不同年级的学生和唯一一个老师王盈到了娇恩小学。

　　中国小学消失的速度是惊人的。2017年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国小学的数量为16.7万所，连续第42年下降。下降了多少?通过另一份研究报告《过去40年，中国消失了91.6万所小学》可以得知，1999年中国农村小学数量为46.9万，2016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0.6万。张现宝列出的那16所学校为这组数据作了“贡献”。

　　报告里说的40年是从1976年到2016年。1976年，张现宝刚好高中毕业，离他成为小学老师还有两年，他说那时候“方圆三五里路就能有个小学，站在门口看着孩子们一群群就来了，也没见家长送。”1978年12月，和改革开放纪念日同一个月份，张现宝成为一名民办教师，1997年转公办教师。1978年到2018年，又是40年，张现宝先后换过6个小学，他说数不过来教过多少个班级、多少个学生，“小学生对老师的印象还差一些，可能记不住。”

　　“任教的6个学校中，上降甘小学离我家最近，3里路，最远的一个学校离家18里。”张现宝说。如今最近的就是下降甘小学了，他说：“老师上班的距离有时候也是孩子们上学的距离。”

　　留住好老师有点难

　　10月26日，记者实地走访下降甘小学。学校在半山腰上，秋日的天很蓝，高高飘扬的国旗被衬托得格外鲜艳。教师办公室南边窗户台上有一束野菊花，开在暖阳里，这是山东师范大学支教的老师们中午遛弯时，从山上采的。

　　记者在学校问了3个老师，“麻雀小学”为什么大范围、快速消失?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张现宝说可能跟计划生育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学校有一种现象，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会在同一所学校不同年级读书，老师是一家孩子的老师。下降甘小学的校长崔殿厚说可能事关城镇化，不光是农村小学在消失，农村也在消失;再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趋利避害，家长都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1997年出生的支教老师杨尚川则说：“缺老师吧，教师编少。好的老师留不住，再就是条件差点儿有些人会不想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点难。”

　　下降甘小学目前有48个学生，一至四年级，4个固定老师、4个支教老师、3个走教老师。支教老师分别教语文、英语、美术，3个走教老师教音乐、信息、体育。4个固定老师中，其中有两个2019年将要退休，其中一个就是张现宝。张现宝教一、二年级的数学，同时还要上传统文化(地方课程)、道德法治、校本课程等。另外一个将要退休的老师是59岁的吕安亮。

　　一下走了两个老师怎么办?“镇里会再安排，再就是有支教老师，实在不行还可以招代课老师。”崔殿厚说。

　　午饭后，59岁的固定老师吕安亮、41岁的走教老师盖峰、21岁的支教老师杨尚川一同上山遛弯，三个男人并排走着。这就是当下农村小学的师资构成和年龄构成的真实写照：一个民办转公办;一个师范类分配;一个正在念大学，毕业后要考教师编制才能成为老师。

　　山风冷，但杨尚川说：“一路爬坡还是会出汗。”吕安亮指着南方的一个山头说：“那个就是梯子山，济南最高的山，海拔976米。”

　　张现宝恰好出生在梯子山脚下，40年，他每个工作日都从梯子山脚下出发前往学校。40分钟上山、下山足够。走到学校边上时，杨尚川说有个学生家就挨着学校，3分钟的路程，很近。回到学校时，几个孩子正围着张现宝，有一个男孩把头埋在他的怀里。他说：“孩子少，所以显得格外亲些。”

　　回不去的校园

　　26日15:03，南部山区上降甘村开往燕山立交桥东的325公交车准时停靠在下降甘站。七八个人蜂拥状堵到车门，不到1分钟所有人上了车，有人手里提着柿子、核桃等山货，回市里。

　　段岭已经在车上了，他从上降甘村上车。“村里的小学，好几年不招生了吧。”段岭说，具体是哪一年他也说不清楚，“说不上空落落，但还是少了点什么。”

　　孙继平在藕池小学任教42年，对于学校的消失他表现得相对坦然。原本退休后可以休息的他又被镇里安排到另一个“麻雀小学”西岭角小学教二年级语文。老师生病休假，可是那里还有一年级11个学生、二年级16个学生要读书。

　　盖峰，从西营走出去又回来的人，还当了老师。他的小学是已经撤并的罗伽小学，2015年消失。“学校还在的时候，我去走教了几年，现在有时候还是会回去。”盖峰说，“1986年上小学，班上有40多人，全校五个年级，两百多人。”

　　对于消失的罗伽小学，盖峰用“凄凉”二字形容。作家王夫刚写过一首诗，诗的名字是《怀念一所消失的乡村小学》，他的乡愁里有他的小学。

　　最寂寞的坚守

　　为什么要做这个采访?原因是2017年我去采访藕池小学撤并，盖峰老师还安慰我说：“指不定哪一年又重新招生了。”从消失的学校里，我们看到了时代大背景的变迁，看到变迁之下的无奈。从消失的学校里，我更看到了从教者最寂寞的坚守，他们沉默但坚韧地承担着教育均衡、公平的使命，让村庄里读书声不绝，让村民在田间地头还可以听到下课铃声。就像儿时母亲说的，听见铃声，就知道该回家做饭。

　　两年的时间，我走访了多所“麻雀小学”，它们的名字和故事留在了我的采访本上。有些老师说，学生越少，教学质量越上不去，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能留在村里读书的越少，留下的又是家庭条件相对不那么好的，差距就这么拉开了。但是，农村教育不能只有老师们在坚守，农村孩子的现在和未来需要更多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