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化走出去，这些幕后短板需要补

　　“佳肴”已经不少，而当下，“走出去”更紧迫的问题在于要学会“把菜卖出去”。　资料图片

　　一直以来，如何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故事，我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内容打造上。然而当中国原创剧目源源不断、国内演出市场日益丰富后，其实“走出去”的短板，更多在于幕后。

　　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不仅台前的演出夺人眼球，幕后“走出去”的推介、交易、创投更是如火如荼。在国际买家与中国剧组的你来我往中，中国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并且是符合全球艺术市场规律、达到传播效果地走出去，路径愈加清晰。

　　规模成本是道槛

　　走出去的剧团总人数尽量不能超过18人。而国际买家的表述更简单清晰：“超过50人的规模，会把我们吓一跳。”

　　在一间只有几十个座位的小会议室里，加拿大多伦多创意艺术节CEO（执行总裁）安东尼·萨金特正在台上演讲，全程只有朴素的PPT，没有其他多媒体展示。而底下坐着的听众几乎一动不动，听得全神贯注。

　　这是上海国际艺术节近几年的一个工作坊项目：辅导国内剧团如何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演出。而今年的辅导人，直接邀请了国际买家、全球艺术节总监们现身说法，由他们亲自讲述。

　　出乎意料的是，几位国际买家的演讲侧重点几乎不谋而合——比起创作内容，更在意的是幕后运作的细节。

　　比如，“18”，走出去的剧团总人数尽量不能超过18人。

　　长期以来，我们探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几乎谈的都是创作内容。这只是一条腿。想要遵循全球艺术市场的规律走出去，还有另一条腿不可或缺，那就是幕后的运作。其中，我们一直忽视的就是演出规模。

　　艺术管理专业出身的黄艳，已经运作了数不清的中国文化走出去项目，十分了解全球艺术剧院的需求，她直截了当地说：“除非属于国家层面的交流，或成本已经有人买单，一般而言，老外们人口规模并不大，观众的市场体量和我们国内无法相比。50人以上走出去的表演，即便当地剧院把票全部卖完，也很难收回成本。”

　　而国际买家的表述更简单清晰：“超过50人的规模，会把我们吓一跳。”

　　规模控制，这一点往往是国内艺术家很容易忽视的点。创作者的想法总是天马行空，所以一旦决定演出需要走出去，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就会“深度介入”，每次彩排全程在场，其中最重要的建议就是“控制规模”，这根筋一直需要工作人员反复提。

　　因为艺术节中心太清楚，人数、规模、装台成本，是制约我们走出国门的第一道门槛。

　　道具在海上漂了一年

　　被问到十几年来走出去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脱口而出：“道具运输。”

　　国际买家们在意的细节，很多让人意想不到。除了演出规模，还有技术设备。

　　美国KMP艺术经纪公司创始人克里斯多夫说，走出去前，最好列一个技术清单。清单需要细致到什么程度？比如舞台需要哪些灯光效果，与当地剧院的灯光设备必须一只只对接。尽可能使用当地设备，千万不要想当然地以为，设备带出国很容易。

　　对此深有体会的，是2006年起就不断走出国门演出的海派绛州鼓乐“鼓舞东方”乐团。乐团制作人权军民，被问到十几年来走出去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脱口而出：“道具运输。”

　　由于表演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的绛州鼓乐，如何把几面中国鼓运出去，乐团十几年里可谓煞费脑筋。鼓的空运成本实在太高，他们能选择的只有海运。于是每年，鼓在海上一漂就是几个月。有一次出国演出，最高纪录漂了8个月。一年如果两次以上走出去演出，那么这些鼓注定要在海上漂整整一年。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平时就得积攒2000多面鼓。”权军民解释，表演的鼓还在海上，而乐团平时排练、创作，道具不能受影响。

　　还有一个细节，国际买家们也反复强调，那就是签证。

　　签证的复杂程度，远超出一般旅游。有些国家规定，如果要在当地从事表演活动，必须持有某种特别类型的签证。签证办理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想不到的意外。大概是见多了签证意外，演讲的国际买家，直接在PPT最后一页里，用硕大的字体打出VISA(签证)作为大标题，反复强调为签证留出的准备时间，至少要6个月以上。

　　上海国际艺术中心节目交易部高级主管茅玲对此颇多感慨。每次，为了一台规模不超过18个人的出国演出，她的前期准备时间需要大半年，和落地剧院各种细节对接暂且不论，在签证问题上，上千封邮件的往返确认更是家常便饭。即便作为业内熟手，已经预留大半年时间，每次签证几乎还是“踩着时间底线惊险过关”。可见其中操作的复杂和难度。

　　“卡点”很重要

　　文化走出去的幕后运营，并非艺术家想象中，有了好内容，喊一声“我们要走出去”，于是就能“飞”出去的。

　　自打从事这份工作以来，上海国际艺术中心节目交易部主任刘丹的睡眠一直很浅，总是深更半夜起来，刷新一下电脑，看看国外剧院的邮件来了没有。

　　最忙的一次，交易部工作人员带队前往伦敦演出。结果机场罢工，几乎全世界的旅客都在乱哄哄的机场吵架。团里的演员们一个个脸都绿了，心急如焚，很多人在国内还有演出，赶不回去成为一个大问题。

　　带队工作人员同时和机场交涉、和南岸艺术中心商量能否安排住宿、向国内的领导汇报、向领馆求助，间隙又去安抚演员们的情绪……而在同时，还不忘回复下一场国际演出的邮件，因为还要接洽下一场、下下一场，甚至明年的“走出去”。

　　尤其是，目前中国的演出节目，在国际舞台表演需要“卡点”，也就是利用对方举办艺术节、狂欢节、戏剧节、策划中国相关主题的时候，我们输出演出内容，成功率往往事半功倍。比如，英国南岸艺术中心此前就策划了一个“中国·变奏”主题专场。为此，他们主动寻找中国的节目内容，积极来上海国际艺术节挑选。还有爱丁堡艺术节，此前也策划了一个中国版块专区。对方有需求，我们就有了更多机会。

　　刘丹坦言，现在各国的艺术节纷纷开辟中国主题，这样的大好形势成为我们走出去的良机。不然，想要在国外演出淡季出国表演，机会其实并不大。

　　那么，“卡点”，或者说，瞄准对方具体的艺术节，就是成功的关键。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节目需要大半年前就开始接洽、准备。换句话说，按照全球艺术市场规律，一台节目想要走出去，光是幕后的策划、酝酿、接洽、对接，没有一年半载，很难顺利完成。中间还有无数道难题和关卡需要克服，一不小心就会失败，或演出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幕后运营，并非艺术家想象中，有了好内容，喊一声“我们要走出去”，于是就能“飞”出去的。这些貌似不起眼的“琐事”和“细节”，往往成为卡住我们走出去的关键。

　　不能一味追求原汁原味

　　老外一看，觉得太过简陋，直接给了一句话：“来我们这里演出不可能。”

　　2005年，权军民带领团队成立了海派鼓乐团“鼓舞东方”，一开始的定位就是要走出去演出。节目内容几乎为老外量身打造，虽然是中国传统的绛州鼓乐，然而进行了现代化的精美制作。光是鼓，就创意迭出，做成了翡翠鼓、钻石鼓、水鼓，鼓中有灯，鼓面波光粼粼，舞台效果很美。他太清楚，老外喜欢“中国元素”，但演出不能太土，还必须有当代的审美和包装。

　　然而，即便内容完全符合老外们的口味，起初，如何让外国买家看中，也经历了一番波折。

　　2006年，权军民向国外某个艺术节介绍演出内容，对方听完似乎很有兴趣，要求他先发节目视频过去。当时，国内演出并没有制作针对海外买家的宣传视频，甚至连一张剧照都没有。而且世界上几乎没有一种音响，可以把鼓的声音完美还原。视频勉强做完，老外一看，觉得太过简陋，直接给了一句话：“来我们这里演出不可能。”

　　这大概是幕后技术卡住“走出去”的经典案例了。

　　权军民并不死心，之后他竭力邀请对方来中国观看现场表演，“给你们订机票，吃住全包”，即便如此，也是一次又一次说服，对方终于愿意来了。

　　那次演出就在上海，五六个老外看完，顿时震惊了。其中一位当场表示：“你们的现场和视频里的反差也太大了吧。”双方几乎当时就谈妥了签约事宜。此后，“鼓舞东方”开启了十几年的国外演出之路，亮相国外各大艺术节。

　　克里斯多夫对权军民印象深刻，把“鼓舞东方”作为唯一一个案例，放进演讲的PPT里。

　　原来几年前，上海国际艺术节组织国际买家、艺术节总监们前往黄浦江游船，在船上，安排了一些中国元素的原创节目，其中就有“鼓舞东方”，许多国际买家由此对这个乐团表示兴趣。而克里斯多夫作为国际演绎经纪公司创始人，此后更是与乐团频繁接触。他在工作坊里介绍乐团走出去的几大成功因素，排在第一项的，就是“乐团有一个专业的制作人”。幕后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谈起这几年走出去积累的经验，权军民认为他们的优势在于灵活多变的体系，“我们有好几个版本，室外版本、室内版本，演出人数可以从8人到80人之间灵活多变，老外每次一听这个，就眼前一亮。”而这些，是创作时就需要考虑的因素。

　　其次，不惜血本的精美制作。“鼓舞东方”不仅设计了许多有趣的鼓，钻石、翡翠、青花瓷和鼓融合创新，服装上也狠下功夫，比如结合罗马铠甲与中国战甲设计的战鼓服装。有一次为了演出，乐团特地挨家挨户，收集山西过去母亲嫁女儿时准备的白棉布。据说按习俗，棉布是母亲亲自种下棉花，收上来后手工织成布匹，成为女儿嫁人时压箱底的东西。好不容易高价收购的布匹，总共做成了200套衣服。

　　有一回演出，一位纽约的外国观众对权军民感慨：“我看了你们的京剧、昆剧等等，怎么每一年演出，服装、道具、曲调都没啥变化？而你们的鼓有不同的服饰、调式、道具，好看极了。”

　　这固然是因为外国观众不懂中国戏曲，但也从侧面证明，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是原汁原味地呈现就行，还需要现代包装、当代审美。

　　推介表现很重要

　　推介人可能还停留在过去的思路，并不知道这个国际平台上的评委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10月22日上午9点25分，上海浦西洲际酒店会议中心小剧场内已经陆续坐下了近百人。5分钟后，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的重头戏之一——国内“走出去”项目视频选拔推介会就要开始。

　　10个项目，统一给予了10分钟的推介时间。也就是说，2分钟的视频、2分钟的演讲以及6分钟的问答加在一起，就是中国剧团向国际买家展示的时间，也是“走出去”的敲门砖。

　　有几个项目的推介人，在演讲环节中着重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心得。说到动情之处，有人甚至数度哽咽，也有人直接收不住，超时了好几分钟。这些青年艺术家们并没有意识到，评委和国际买家们真正想听的是什么。

　　嘉宾主持安东尼·萨金特为此捏了一把汗。2年前，第十七届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交易会首次举办国内“走出去”项目视频选拔推介会，萨金特就是评委之一。在国外，类似的推介会早已是各大演出交易市场的“保留节目”，而且是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但对中国的剧团来说，参加这种推介会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整个过程之中，讲述严重超时、词不达意、答非所问的情况频发。

　　对于演讲超时，萨金特说，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处理算是客气的。在纽约，舞台上的推介人和主持人是面对面坐着的。一旦对方超时，他作为主持人就要履行职责，掐断发言。“当然，我也不能太‘野蛮’，一般是找准对方换气的间隙，及时站起来感谢他们的精彩发言，然后继续下一流程。”

　　也许有人会质疑，事先准备好一个2分钟的演讲然后顺利讲完，有这么难吗？

　　黄佳代头一个上场。作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国际交流部主任，她代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英国壁虎剧团联合制作的肢体剧《惊梦》进行推介。整个推介流程走完回到座位上，黄佳代看了眼手表，舒了口气：正好在10分钟内，任务完成。

　　在黄佳代看来，所有推介人都是带着最诚恳的态度而来，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推介人可能还停留在过去的思路，并不知道这个国际平台上的评委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过去几年间与国外团队一起工作的经验让她意识到，必须跳脱出自己的角色，设身处地站在演出邀请方、国际买家的角度去思考。为此，她在上台之前临时推翻了之前准备好的讲稿，重新调整了介绍重点。

　　临场推翻讲稿重新来过的人还有一位，代表中国国家话剧院话剧《罗刹国》进行推介的导演赵淼。更夸张的是，和他一同上台的主演艾阔，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推介人，而是前一天在艺术节上偶遇的。赵淼说，因为排在第七个上场，他和艾阔就有了足够的时间“轧苗头”，研究评委们特别在意哪些方面，然后现场向后方要来数据，两人分工准备。

　　这对“临时搭档”不但没有“掉链子”，反倒配合默契，提问环节中不仅对答如流，几个幽默回答还引发了全场的阵阵笑声。

　　学会把菜“卖出去”

　　“‘走出去’　不光是要在创意和内容上下功夫，同样会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是门技术活儿。”“必须严格把关细节，多一个人不行，多一公斤行李都不行。”

　　从2012年开始，赵淼就带着12人的小团队“出征”英国爱丁堡戏剧节和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几年下来，不仅磨炼出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还在国家话剧院传出了名声。有时，其他剧目去国外巡演之前，会专门请赵淼去给团队“辅导”一下注意事项。

　　“我要说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走出去’不光是要在创意和内容上下功夫，同样会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是门技术活儿。”赵淼说，“必须严格把关细节，多一个人不行，多一公斤行李都不行。”

　　赵淼记得，当年带形体戏剧《水生》去阿维尼翁之前，他想得最多的不是演员的肢体表现，也不是舞台走位，而是如何尽可能地往一个32寸的行李箱里多塞东西。

　　凡是超出航空公司免费提供的重量的托运行李都要自负费用。身为导演的赵淼别无他法，只能想办法控制成本。于是，他请所有演员缩减自己的行李，每人“贡献”出10公斤的重量用来放宣传道具。碰上尺寸太大、塞不进行李箱的道具，比如一根2米长的鱼竿，赵淼就想办法叫人根据行李箱长度，把鱼竿做成可拆卸的3段再塞进去。更让团员们哭笑不得的是，这个抠细节的导演还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示意图，教大家如何折叠、摆放物品才能节省空间，最大效率地利用行李箱。

　　类似的经验之谈还有很多。比如，要参加7月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必须提前几个月买票才能保证每个人12000元以下往返的价格。又比如，为了拿到最实惠的价格，这一年的戏剧节刚结束就要把第二年的住宿定好。要注意的是，宁可超过演职人员的数量多订几间，以免第二年来的人增加了却没地方住。

　　有人可能不理解，身为一个导演，需要事无巨细了解这么多繁琐的细节吗？

　　但赵淼觉得，为了带着完整的作品走向世界，一个创作者，同时要做好切换身份的准备，以推广者的身份去面对市场。

　　所以，当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国际节目副总裁亚当斯女士在推介会上问他巡演人数时，赵淼的回答“经验老到”。他说，如果导演（他本人）和院长都不去，最精简的演职人员就是15个人。在他心中，团队早已提前考虑过海外巡演所能遇到的各方面问题，演员能兼职门口卖票，音响师能接灯光线，导演不去，也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刘丹在得知赵淼推介会上的陈述表现时，立即评价：“这是一个成熟的管理者。我们平时谈判就是这样和老外说的。至少去多少人，导演可以不去的话，精简规模是多少……”

　　就在几天前，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节目《寂静之上》作为“走出去”项目推介演出之一，邀请国际买家们观看。这台小小的“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节目，只有五六个舞蹈演员，简单的舞美装饰，然而效果很好。茅玲一看，在脑海里快速转换成数字：出国的话，装台大概只要多少小时、技术清单只需要多少、出国人数只要多少，最终成本大概多少，可以这样和老外们谈……随后心里明白，它会受国际买家青睐。

　　果然，第二天，各大艺术节邀约电话纷纷打了进来，如芬兰剧院，在演出结束后的24小时内已经递来了橄榄枝……

　　时至今日，随着国内演出市场繁荣、青年艺术家人才辈出，中国文化“走出去”，其实“佳肴”已经不少。而当下，“走出去”更紧迫的问题，可能在于要学会“把菜卖出去”。而这，也正是上海国际艺术节平台的独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