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前的今天——1979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幅题为《棉花姑娘的喜悦》的照片，反映的是章丘黄桑院棉花姑娘承包土地兑现的情形。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分配政策改革兑现最早的图片报道。如今，这幅照片因为反映了年度标志性事件，正在国家博物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展出。

　　39年后，4位棉花姑娘和当年的大队长重聚。左起依次为：李爱荣、李爱、大队长师顺奎、李淑芸、李山凤。

　　39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之际，记者重访这片土地，在棉花姑娘们的回忆中，管窥改革开放40年来的足迹。

　　一个大胆的尝试

　　1979年春，为了提高“鲁棉一号”棉花良种的产量，章丘县平陵公社黄桑院大队想出了一个办法——实行“五定一奖”政策。所谓“五定一奖”，即定人员、定面积、定产量、定成本、定报酬，超额完成后进行奖励。

　　几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心首先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但彼时，农村实行的仍是“大集体”生产模式，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制度依然牢固，农民按天记工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在当时，“五定一奖”无疑是个大胆的尝试。接下这次尝试的，是13位年轻的姑娘。年龄最小的李山珍只有16岁，李淑芸17岁，李爱19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二三岁。13人组成一个小组，每人承包5亩半棉花。

　　当时27岁的师顺奎是大队长，同时兼任章丘县和平陵公社两级的棉花技术员。在他的记忆里，当时棉花平均亩产大约200斤籽棉。为了鼓励姑娘们多劳多得，大队把产量定在每亩250斤籽棉。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小姑娘即使完成任务，也不可能超额太多，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都打包票，超额部分都给她们个人。

　　责任到人，多劳多得，大大激发了姑娘们的积极性。从种到管理到拾棉花，姑娘们天一亮就已经来到地里，晚上天黑得看不见了才回家。父母要到生产队上工，姑娘们就把爷爷奶奶和小自己好几岁的弟弟妹妹哄到地里干活。小脚老太太们颤颤巍巍走向棉花地的场景，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师顺奎脑海中。

　　三伏天，姑娘们背着三四十斤的喷雾器，咬牙忍着腰酸肩疼，累得一边哭一边给棉花打农药。棉花开了，她们白天拾棉花，晚上还要结伴在地里值守防贼，一夜一夜不合眼。“3个人一组，都是十几岁的小姑娘，真不知道那时候哪里来的胆子。”李淑芸说。

　　一番激烈的斗争

　　棉花坐了桃，长势更加喜人，“一个杈上结五六个、六七个桃”，李山凤回忆道，公社、县里、省里都来参观学习，有专家预计，亩产能达到400斤。秋天拾完棉花一算，亩产籽棉450斤。

　　产量一出，整个大队炸了锅。按照当初的承诺，这些棉花姑娘每人至少能分到200元钱，相当于一个壮劳力3年的收入。社员们不干了，“我天天上工，也是给社会主义作贡献。几个小妮子凭啥分那么多?”有人提议，给每位姑娘扯件的确良褂子哄哄就行了。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当初曾拍胸脯承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都无计可施。无奈之下，师顺奎只能向公社汇报。平陵公社党委书记石继文拍案而起，“当时咋说的就咋办。”但在当时，每人200元钱确实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经过多次研究，最终把超额的结算基数抬高到亩产400斤籽棉。按此计算，棉花姑娘最多的分到130多元，李爱荣最少，分到79元，平均每人100多元。

　　李爱荣和李山凤回忆，为了扩大多劳多得模式的影响，公社召集开大会，乌泱泱来了3000多人。石继文一个一个念棉花姑娘的名字，现场发现金。姑娘们哪见过这种阵势，一个个都高兴得蒙了。

　　一则改革兑现最早的报道

　　虽然社员们很眼红，但这件事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多劳多得、责任制的无穷魅力。

　　棉花姑娘的故事被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李锦拍摄采访，1979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这则中国农村分配政策改革兑现最早的图片报道，引起社会各界轰动。

　　李锦在国家博物馆与自己当年拍摄的照片《棉花姑娘的喜悦》合影。

　　此前不久，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规定，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这对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都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个文件的制定，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突破，也是农村改革的开端。

　　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开始的。而棉花姑娘的故事，是中国农村改革初期的缩影和生动写照，从中可以看到早期改革进程的艰难曲折。

　　一段想都不敢想的岁月

　　棉花姑娘们不约而同把钱交到家里，家长们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此前，最好的年头，劳力多的人家，全家人一年一共能挣100多块钱。李爱姊妹七八个，孩子多、劳力少，家里一直很穷。从她记事起，家里4个大瓦缸里总是一粒粮食都没有，上一年工，年底还得往生产队倒贴钱，年年如此。而这是第一次往家里拿钱。

　　“当时，让我们发挥最大的想象力，想破脑袋，也不敢想象现在的生活。”李爱说，这40年的变化，真的是翻天覆地的。

　　40年来，昔日的黄桑院已经由大队改叫村，平陵公社也已演变归并成龙山街道，章丘县经历了章丘市的过渡，也已撤市设区，成为济南市更加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改革开放的脚步从未停歇。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这项实行了2600年的传统赋税正式成为历史。2018年秋分时节，我国迎来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再度提升。

　　如今，当年的棉花姑娘，都已变成了“棉花奶奶”和“棉花姥姥”。李爱的儿子自己开着房地产公司，在济南和青岛都买了房，她在一个城市住烦了，就换一个。女儿大学毕业以后当了老师，生活平稳幸福。李山凤的儿子在圣井一家企业上班，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当了教师。李爱荣在龙山街道党家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在章丘诺德名城小区买了房，每月退休金5000多元。李淑芸嫁到了宋家埠村，孩子们不仅争气，还很孝顺，这次重回黄桑院，女儿车接车送全程陪同。棉花姑娘们的心里，每天都像当年分钱时一样舒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