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古城居民、75岁孙元芳老人家里保留着一张民国初年的老照片。照片主人面庞丰满、精神奕奕,约五旬,头戴老式小圆帽,身着布纽扣黑色褂子。这是他的曾祖父孙肇棋,原籍浙江绍兴府,光绪年间来聊城县衙当幕僚,是当年有名的“绍兴师爷”。

　　“据前辈人讲,曾祖父孙肇棋文化素养高,精明能干,从事文职业务得心应手,很得县官器重。”孙元芳说,曾祖父尤其擅写讼词,找他写呈子的人排队。

　　民国后县衙改县政府,原县官离职,孙肇棋也离开县衙。他没有返回故里,而在县衙东几十米处置宅安家,从此落籍聊城。及至老年,孙肇棋还开了西医房,这在当时是个新潮行业。后来,他的三个儿子先后开设过“万春堂”“锦东泰”“振远”三个西药房。

　　孙元芳说,清代官场有“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各地衙门聘用绍兴府籍的幕友、书吏,称之为“绍兴师爷”。那时的绍兴府,下辖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

　　“绍兴师爷”主要是绍兴府人,与绍兴较近的其他地方(浙江乃至江南各地)的人也以“绍兴师爷”自称,故“绍兴师爷”实际是一种泛称,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小衙门中,形成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

　　无论衙门大小,都有一位刑名师爷,一位钱谷师爷。基本全是绍兴帮的人。他们彼此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于是,当师爷成为绍兴府文人擅长的职业,也是文人世袭的职业。

　　师爷为何总是绍兴人?因为他们头脑灵活,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善于谋划,长于辞令,而且文笔犀利,善治案牍。所以自古绍兴多谋士。中国官僚政治的历史上,师爷阶层无时不活跃着绍兴谋士。“绍兴师爷”城府极深,能翻云覆雨,往往使许多案件乾坤陡转,故有“刀笔吏”之称。

　　文史专家吴云涛先生采访过清末县衙从业人员于朝臣,整理出《聊城县衙门回忆记》。文中说,县衙门里的兵、刑、吏、户、礼、工六房,都有执掌公事的“师爷”。其中刑房有刑名师爷,专管代县官批阅诉讼案件,执行刑法,依律处理罪犯等事；户房有钱谷师爷,负责钱粮、财政、收支及户籍田赋等事。

　　这些师爷,不是上级政府委派,而是县官上任前自己聘请。他们多跟县官同来同走。师爷自成一派,省、府、县各级衙门的师爷多为绍兴同乡。他们和县官相处投契,上下一气,办事顺利。师爷和县官为宾主关系,师爷称县官为“东翁”,县官称师爷为“老夫子”,上自省、府、州都是这样。他们也收徒弟,传授这些当师爷的本领,叫做“学幕”。

　　相关资料记载,聊城县衙曾有几位出名的绍兴师爷,如许思湄、单德栽、须方若、邹乐生、孙肇棋等。

　　许思湄,字葭村,绍兴县安昌镇人,是嘉道年间来聊城的“绍兴师爷”。他写过《秋水轩尺牍》,文章出众,清末以后印刷发行非常广泛,颇负影响。

　　须方岳,字亦咨、蓉岩,江苏阳湖(常州)人,室名补桐轩。同治九年(1870年)来聊城县衙当师爷。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多半熟识。他脾气随和,爱和人闲谈。久之积累了很多街谈巷议的民间故事,就写成一本《聊摄丛谈》,共116篇,内容仿《聊斋志异》体例,专记载奇闻异事。记叙的故事不止聊城一地,还有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故事。此书于光绪年间由文英堂刻版出书。

　　邹乐生,名义上是“绍兴师爷”,实为江西安福人,在聊城县衙当师爷多年。他也写了一部文言小说《想当然耳》,内容跟《聊摄丛谈》差不多,讲鬼狐故事,同治年间由聚兴堂付梓,后又交聚珍堂刻版印出。